【文/韩昇】

秦朝十四年的统治，让全社会都深刻体会到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危害，其对民众压榨之深重，奴役之残酷，前所未有。因此，反秦武装起义同时也是反对帝制、力图恢复西周封建制的社会运动。项羽一统天下后没有称帝，实行封建制，自己仅称“西楚霸王”，以示高于众诸侯，但仍属于“王”。这是一次彻底否定帝制的尝试，结果很快失败了。诸侯们认为是因为项羽分封不公平所致，其实其根本原因要深刻得多，只是被不公平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很多人找到表面的原因就不愿意进一步深究，所以，问题始终没能解决，甚至周而复始地反复发作。

刘邦建立汉朝当初，也立即进行分封，封功臣韩信、英布、彭越、张耳（张敖）、韩王信、臧荼、卢绾等人为王，南方部族助汉灭楚者，如吴芮、亡诸亦奉为长沙王和闽粤王，此皆为异姓王。功臣封王者中臧荼于刘邦称帝当年以谋反罪被诛，改立卢绾为燕王；加上闽粤王常被视为另类，故汉人称“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刘姓宗亲封王者九人。封国辖地大者五六郡，数十座城池。汉朝中央则直辖十五郡，远远大于项羽直领之九郡。此为汉初分封的情况。

刘邦因为把陈胜、吴广、项羽等各股势力全都荡平了，所以分封时无须顾虑太多山头的平衡，只要将主要功臣分配好即可，应该说比项羽容易得多。实际情况如何呢？

从汉朝建立的汉高祖五年（前202）开始，朝廷同诸侯王的斗争接连不断。当年有臧荼谋反。翌年（前201），诱捕韩信，贬黜为淮阴侯；韩王信投降匈奴作乱。汉九年（前198）逮捕赵王，废为宣平侯。汉十年（前197），陈豨反。汉十一年（前196），诛灭韩信三族；彭越反，夷灭三族；英布反。汉十二年（前195），先后追斩陈豨、英布。卢绾反，逃亡于匈奴。是年，刘邦去世。从这个时间排列来看，刘邦建立汉朝之后直到去世，亦即他生命的最后八年一直在同分封的诸侯作战，最后与他们同归于尽。显然，刘邦也摆不平这些诸侯，那么就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苛责项羽分封不公平的表象，应该有更加深层的问题。

如果把汉朝分封的同姓王国也纳入考察，从刘氏取代异姓诸侯王到吴楚七国之乱，再到削藩的“推恩令”，刘姓诸侯同样与中央激烈冲突，最后被朝廷彻底削弱，所余大国不过十余城，在朝廷的严密监视下，势卑力微，仅能自养祭祀，再也不足为患。中央与诸侯国的矛盾显然也超越了同姓与异姓的血缘层次，属于结构性的矛盾。据此可知，在帝制国家体制内分封，其矛盾之尖锐，甚至可谓水火不容。

为什么在周朝行之有效且带来长久稳定的封建制在秦汉时代变为不可实行呢？

汉中古道图  李晶绘

还是先客观考察事件过程再做思考吧。

在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中，韩信的遭遇颇具代表性。韩信取得垓下之战胜利后，刘邦突然免去韩信齐王之封，旋改封为楚王。当时的齐国拥有平原、千乘、东莱和齐四个郡，为东方大国，刘邦颇为担心。实际上，韩信以少胜多拿下赵国时，刘邦也曾突然降临韩信军营夺取兵权，显露出对于韩信势力坐大的担忧。后来命令诸侯合击项羽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响应，更让刘邦感到指挥不动而忧心忡忡。所以，消灭项羽之后刘邦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再次剥夺韩信的权力，以防出现新的项羽。这些动作都具有合理性。

其合理性在于秦灭六国是中国第一次征服全国的战争，相隔十四年之后的推翻秦朝与楚汉战争，都是全国规模的战争，势力强大的一方具备征服全国的军事能力和野心。这表明时代变了，后来的这些战争已不同于商汤、周武革命这类方国推翻中央王朝的战争。殷和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与众多方国的斗争与妥协成为新的方国领袖，没有经历全国规模的战争，王朝的统治无法贯彻到各地，各国在政治上附属于中央王朝，在领地内实行独立的地方自治，各国政治上相互制约，加上宗法关系的伦理纽带，形成共同维护天下共主的共识，但没有一国具备征服全中国的能力和实力。

统一中国如此广大国土的能力，取决于三点：人口、材料和工具。

周朝封建制带来长期的和平安定，各国的人口迅速增长，特别到战国中后期已经出现数十万人规模的战争，这是上个时代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人口问题不存在了。

材料主要体现为铁器的普及。无论是兵器还是农具，铁器带来的飞跃变化已经不是铜器时代所能比拟，以前无法开垦的地区被开辟出来，明显表现在中国南方丘陵水网地带的开发日益加速，农业生产显著提升，构成足以支撑全国规模战争的生产力；武器方面进步到制造出了可以承受巨大冲击力的长枪马刀，改变了以往小规模对阵的战争形态，军队的组织及战法也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级差式的飞跃都有材料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在起作用。

铁犁铧、铁犁壁，西汉，1967年陕西咸阳窑店出土

工具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骑兵的大量引入，例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可以视为典型的例证。这表明战斗形态由战车步战转变成以骑射为主要突击力量。骑兵可以进行快速冲锋、深入迂回、远程奔袭与穿插包围，使得作战的规模和空间成倍增大，百里之遥近如咫尺，而同骑战相适应的锻打铁制兵器能够大规模生产，也使得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