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顾宾】

近两年多来，我在英国《金融时报》（FT）陆续发表4篇英文文章，主题分别涉及全球治理变革、“一带一路”、党和企业关系、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题目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展开讨论，自然在西方读者中激起剧烈反响。围绕每一篇文章，都发生了一些有趣、值得回味的事情。中国人在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发文并不多见，我在此撷取四个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国内读者了解国际交流经验，并一窥世界风云变幻。

【故事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写给FT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2018年2月。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演讲。这篇演讲与习近平主席一年前在同一场合发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形成鲜明对比。我当时敏锐察觉到，把这两篇重要演讲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可以预示国际社会未来发展走向。我在文中引用费孝通先生名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说明中华文明具有包容特质，不构成西方文明的威胁；中国乐于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智慧和最佳实践在内。我希望能够纠正西方对中国文化和发展道路的一贯偏见。

费孝通（1910—2005）

这篇文章见报后，引起国际社会较大反响。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些国际机构内部引发了争论，欧盟的智库也邀请我去布鲁塞尔演讲。这儿单说一件趣事。FT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刊发。信的大意是，我在文中表达的观点并不新鲜；他写这封信，主要是想揭露我选用中文拼音Gu Bin署名，却隐瞒了德语本名Wolfgang Kubin。仅这一点，就生动地隐喻了这个世界发生多大变化！显然这位读者误以为我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了。我回信称，我和顾彬虽然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供职，但不是同一个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比顾彬先生年轻很多。FT编辑本已相信那封读者来信，接到我的回信后，他庆幸自己作了这番尽职调查。早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顾彬先生去年从北外退休了，但他至今不知道，曾经有一封写给FT的信件，差点儿给他的声誉招致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我们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写信的那位读者以及FT编辑的心态大概很无奈，他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虽不愿接受、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位德国人“背叛”自己的文明，在西方世界里为中国站台。虽然这个事实及时被我证伪了，但这种误解的出现，源自中国软、硬实力实实在在的提升。随着中国主张国际合作，与特朗普政府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过去一味批评中国的西方智库和学者，开始放下有色眼镜，正视中国的发展，客观上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故事二】政府利用外媒发声很重要

2019年8月中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企图把贸易战引向货币战。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究竟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还是美国是法律操纵国？》，驳斥这顶帽子不仅违反美国国内法，也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法律。FT很快同意刊发这篇文章，并签了合同。随后他们又收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副行长的同一主题稿件。FT版面非常珍贵，同一主题一般只刊发一篇。编辑向我坦诚，他们领导希望刊用央行副行长的稿件。他表示歉意，愿意支付违约费（kill fee）。我完全理解，没收违约费，转而把稿子投到别处。这位编辑还说，我以后再有稿件，请尽快投给他们，那意思是补偿我的损失。

其实在这件事中，我并没有损失什么，反而有所收获。我开始意识到，对西方媒体至少是FT来说，在选择来自中国的稿件的过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优先采用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威发声，哪怕这样做冒着违约的风险。这个故事说明，我国政府部门完全有机会、也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外媒发声，阐释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推进我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主张。

2018年9月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FT专访，澄清“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是“债务陷阱外交”。访谈鲜活生动，对遏制当时正在蔓延的国际谣言起到积极作用。今年7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FT发文阐述应对国际债务风险的中国方案——利用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机制补充低收入国家外汇储备，为G20谈判蓄势。这些都是利用外媒发声的成功案例。而2018年9月我国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和被美国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中国制造2025”，都不妨找外媒作一个专题访谈，利用外媒解释澄清误解，争取国际社会多数支持。

3月26日，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左五）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向孟方转交援助物资。 新华社记者 刘春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