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个人的理解是，现在人民币股市或者其他资产的价格，相对全世界的水平仍处于洼地，因此它对于外资比较有吸引力。现在SDR的篮子里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将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同时将欧元、日元和英镑权重分别由30.93%、8.33%和8.09%下调至29.31%、7.59%和7.44%，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能否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还是很大？

管涛：很多人拿SDR篮子货币的权重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我认为这是不对的。SDR里有五个篮子货币，从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来看，只有美元的权重超过了它在SDR的权重，其他四种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都没有超过，所以不存在SDR占10%以上，那么全球持有的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增长均在10%以上的情况，实际数值无论低于或者高于这个数值都不奇怪。人民币的股票债券纳入全球指数后，一些被动型的基金是要跟踪那个指数进行配置的，这跟SDR的情况是不同的。

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币有没有配置价值？首先，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现在全球对于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配置是低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境外持有人民币的规模和份额上升应该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我们国家跟国际上的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至于你讲到的投资价值，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跟自己比，目前处于低位，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来看我们也不便宜，特别是我们金融市场的很多制度安排，跟国际市场不太一样。所以，下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推动我们国家制度型对外开放，向国际的经贸规则接轨，特别是跟最高规则接轨，推动境内金融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观察者网：您认为人民币是否追求成为美元那样的“中心货币”？我们追求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愿景是怎样的？

管涛：我觉得我们的国际货币改革的愿景应该是多极化，要减轻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现在的美元无论是从计价结算、价值储藏，还是外汇交易等等各方面的指标来看，权重都是偏高的，远超过了它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份额。这样来看，我们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是过重了。而且，我们现在明显地看到，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对内对外均衡目标。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国内的目标为优先，这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质疑或谴责的。但是，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国际计价结算还是投融资中，美元的占比都很高，这导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论是进还是退，它都有着强大的溢出影响，其他非美国家都深受其害。

不单是那些脆弱的新兴市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欧央行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欧央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表示，由于经济复苏不充分，货币政策要持续宽松。但是迫于通胀的压力，加上美元升值、欧元走弱的压力，首次加息就是50个基点，一举走出了实施八年之久的负利率时代。当时，在7月份议息会议之后，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解释首次就加息50个基点的原因时指出，欧元贬值叠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大了欧元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是一个重要考虑。

所以，不单是新兴市场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受害也不浅。不论汇率固定还是浮动，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均面临货币政策难以完全独立的“二元悖论”。所以，大家都想改变目前的状况。

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确实存在所谓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这就是一种寡头垄断。理论上，所有的货币都可以作为国际化货币。但是，如果所有的货币都是国际化货币，必然会大大增加跨境交易成本，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国际化货币最终归为少数几种货币，这些作为寡头垄断，大家集中使用，就会形成规模效应，然后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能某一种货币扮演中心货币的角色，发挥更主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用得越多，流动性就越好，交易成本就越低。这对后起的国际化货币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且，美元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也不完全是因为其经济实力，这是综合国力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经济体的综合国力能够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实际上，2015年人民币首次加入SDR，当时10.92%的权重主要不是从美元来的，而是从欧元来的。这次重估，又是欧元损失了份额，同时不单是人民币的权重提高了1.36个百分点，美元的权重也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可见，过去七年，美元的国际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经济强货币就强。美国在疫情之前是经历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而欧洲、日本是正在经历长期经济停滞。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是发达经济体领先新兴市场。而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又是领先其他经济体。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经济强货币就强。

观察者网：您刚才谈到多极化，然后一些货币组成寡头货币，或者说是多极的货币集团，要实现去中心化，不存在一个中心货币。这样的愿景是可行的吗？是可能存在的吗？

管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现实选择。国际货币体系是分层次是，第一个层次是中心货币，目前只有美元；第二个层次是次中心货币，包括欧元、英镑、日元、瑞郎等等；第三个层次是外围货币，主要是一些不可兑换或者非国际化的货币。

目前，作为次中心货币发行体的欧洲和日本等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欧元区货币虽然统一了，但财政没统一。如果这次稍有不慎的话，有可能欧债危机会卷土重来。届时，欧元面临的就不单单是涨跌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最后有可能变成两个欧元区。再如，英国脱欧对英镑也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前一阵子英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矛盾就造成英镑的崩盘。日本则是面临长期经济停滞。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不论是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还是瑞士，他们经济体量太小了，扮演不了这个角色。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可兑换。流动性的话，除了本身金融市场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外，还需要资本自由流动，做到资金进出自由。这方面，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出制度上的承诺。包括人民币汇率，我们还是坚持有管理的浮动，尽管我们已经退出了常态干预，恪守汇率政策中性，但是我们还不敢在制度上做出自由浮动或者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的承诺。所以对大家来讲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资本账户开放，我们还是按照正面清单的方式，但实际上国际最高标准是负面清单，说明了什么不能做，那剩下的都是可以做的。前些年易纲行长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金融服务业开放已经是负面清单清零了，但是跟外资一了解，发现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很多行政许可，有很多障碍。

对于中国来讲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人民币国际化尽可能地按照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的原则，相关部门不断健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为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创造好的条件。现在可行的目标是，我们要从外围货币爬升到次中心货币。  

观察者网：您认为人民币的数字货币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管涛：我认为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补充，但不是替代。实际上数字货币原来并不是叫央行数字货币，不是现在说的这个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而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我觉得关键在于跨境收付的支付清算系统是否能够多元化。我们需要创造electronic payment（电子支付）的跨境，而不是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跨境。然后,央行的数字货币实际上是不能充分发挥货币的全部功能的，作为计价结算、价值尺度没有问题，数字货币跟正常人民币是等价的，央行数字货币的一块钱跟银行里一块钱是等值的，不会有根本的差别。

但是一旦要做到支付，还有投融资、价值储藏，我觉得可能央行的数字货币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有缺陷的，它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这方面的功能的。比方说银行做跨境业务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KYC（KYC即“Know Your Customer”，意思是充分了解客户，对账户持有人的强化审查，了解资金来源合法性）以及提供贸易融资，而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还做不到这些。

所以数字货币应该是补充而不是替代。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数字货币或许能够提供跨境支付清算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元为中心的跨境结算依赖太大、美元滥用及美元的武器化影响了大家的安全，这才是关键所在。实际上，数字货币背后的支付清算系统也就是CIPS，能够独立于现在美国和SWIFT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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