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周远方，整理/观察者网实习生 孙甜甜、杨珈媛）

11月以来，美元指数明显回落，Wind数据显示，11月美元指数已从11月1日的111.56点跌至12月1日的104.7，11月美元指数累计跌幅超5%。近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公开讲话中释放美联储可能放缓加息步伐的信号。

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指出，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通胀仍高于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将总体维持紧缩，美元短期仍可能高位震荡，市场机构预测美元升值动能减弱、强升值周期或已接近尾声。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随之强势反弹，12月2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7.0542，较上一交易日上调683个基点，创2022年11月16日以来新高。当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拉升近250点，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均逼近7.0大关口。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近日接受观察者网等媒体采访时认为，在本轮美元强势中，中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为我们保持汇率和经济的相对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发生了一定变化，但这一进程总体上还在有序推进。从各方面指标来看，目前的美元在全球权重偏高，远超过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份额，尤其是各国对于美元为中心的跨境结算依赖太大、美元滥用及美元的武器化正在影响各国安全，人民币及其背后的支付清算系统也就是CIPS，能够独立于现在美国和SWIFT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管涛同时指出，对于中国来讲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人民币国际化尽可能地按照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的原则，相关部门不断健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为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创造好的条件，使人民币逐步从全球外围货币爬升到次中心货币的地位。 

2019年10月，易纲与鲍威尔在IMF和世界银行财长和行长年会上合影

以下是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人民币本轮走弱伴随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全球大多数货币是一起走弱的，但人民币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有一段时间是同美元一起走强的。美联储近期加息势头出现放缓，人民币也出现两次较大的反弹。

能否请您简单描述一下美元、人民币和其他一篮子货币之间的关系？客观说，人民币处于怎样一个位置？

管涛：首先，中国的法定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最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所谓“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是一种汇率政策，但不是对汇率制度的描述。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所以它既不是盯住某种单一货币（比如美元），也不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所以人民币汇率本身既不存在跟着美元同涨同跌的必然性，也不存在美元强人民币就弱的必然性。

其次，任何时候影响汇率涨跌的因素都很多，美元的强弱对人民币汇率始终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在某些阶段可能影响大一点，某些阶段可能影响没那么大。比如去年美元反弹了6.7%，美元对大部分非美货币都涨了，但是人民币对美元仍然升值，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说美元强对人民币没有影响，而是美元走强对人民币的影响被其他因素抵消掉了。

去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贸易顺差很大，支持了人民币的走强。中美利差去年收敛，今年倒挂，所以中美利差由正利差转为负利差的因素，对人民币的影响可能今年进一步显现。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疫情的多点多次反复散发，影响了中国经济复苏，也影响了外贸前景。在这样的综合情况下，美元走势只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因素的一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大小是不一样的。

从制度上来讲，人民币汇率还是要更多由市场决定，根本上还是要看供求关系。

观察者网：“货币锚”的问题一直被热烈讨论，如果追溯到人民币前身“边币”时代和新中国前三十年，能否认为当时主要锚定的是实物生产生活资料、金银、以及人民政府和军队的信用？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人认为人民币锚定美元资产，而美元的“锚”也曾发生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未来人民币的“锚”应该落在哪个/哪些地方？

管涛：人民币是一种信用货币，所以它不像过去商品本位的时代，要锚定哪个商品或者哪一组商品。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中央银行法以后，明确了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所以要建立比较严格的货币纪律，包括禁止财政向央行透支等，这确实是维护币值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财政货币纪律，保持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稳定，将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这既能够增强本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也能够增强境外对人民币的接受和认可，利好人民币国际化。

过去确实有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窄幅波动，保持基本稳定，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也主要是因为外汇占款的波动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民币一定程度上锚定了美元。

但是，在当时来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锚定美元，建立起了中国的货币纪律。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压力比较大。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反通胀后，经历了比较长的物价稳定时期。所以我们通过锚定美元，也就是借用了美元的信用来降低通胀。

过去，我们是通过“央行再贷款”渠道来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后来转向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来吞吐基础货币，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在刚开始，我们用外汇储备作为锚定的资产来吞吐基础货币，这种方式相比完全的信用投放更容易建立起货币纪律。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未来人民币肯定不会再次锚定某种实物资产，不论是某种商品还是一篮子商品。但是，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我们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就需要完善的货币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致力于保持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从根本上来讲，这应该有助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1994年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借助美元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纪律，而美元的“锚”也曾发生大变化，美联储的政策好像执行的也不是很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未来人民币的“锚”应该落在哪个/哪些地方？

管涛：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当时的零售物价指数达到了20%，1994年汇率并轨初期，我们仍面临高通胀的问题。之后三四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趋升，就是借用了美元信用来建立我们的货币纪律，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来投放基础货币，而不是通过“再贷款”的完全信用投放方式。这在当时来讲，有一定积极的含义。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那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相对比较僵化，灵活性不够，用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导致了输入型的流动性过剩。在2015年“811汇改”，特别是2019年8月份人民币“破七”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灵活性增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为我们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特别明显的是，在2020年这一波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货币政策不论是进还是退，都是“以我为主”，没有跟着美联储的节奏走。到现在为止，我国的通胀虽然起来了一点点，但是属于温和的通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个别的经济体，都出现了高通胀的回归，特别是美联储此次明显错判了通胀的形势，这对美元的信用伤害比较大。反过来，也印证了我们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正确性。正是因为汇率由市场决定，增加了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才使得我们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得到了制度保障。

观察者网：对我们国家来说，当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仍然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管涛：我们国家的通胀没有那么明显。我国的PPI今年以来主要是整体单边下行，到10月份已经转成同比负增长了，CPI只有百分之二点几，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受惠于我们国家现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采取了2009年到2013年的汇率政策，阻止汇率升值，增加外汇储备，那么我们国家前期也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胀和流动性过剩。恰恰是因为我们用汇率波动来应对市场变化，有效避免了外汇占款的波动。从月度数据来看，现在外汇占款的环比变化都很小，央行恪守汇率政策中性，基本退出了外汇市场常态的干预。

观察者网：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出现了一定的放缓，如何客观看待这样的现象？

管涛：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可能是“8·11汇改”之后，一些政策的调整对离岸市场带来了冲击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一度从1万亿跌到了五六千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

实际上，“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策略进行了调整，原来的策略是严格管制在岸市场，通过离岸市场来驱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调整后，我们加快了境内股市、债市和汇市的开放，通过在岸市场驱动。因此，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跟七年前相比，不降反升。

过去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只能到香港去做人民币存款，在香港买人民币点心债，而现在可以到在岸市场直接购买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四项合计”数据，最多的时候，境外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股票、存款、贷款合计10万多亿，汇改之前只有三四万亿元人民币。而且，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存款和贷款占据四分之三，现在七成以上是由股票和债券构成的。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SDR的篮子货币权重进行了定值重估，把人民币的权重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部分原因是境外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上升，还有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的份额上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总体上还在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