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2023，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仍在持续进行中。新春以来中纪委与省级纪检监察机构持续亮剑，打虎拍蝇，势头不减。

3月7日下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1.9万件13.9万人。依法从严惩处孙政才等92名原中管干部，对赵正永、孙力军、王立科、傅政华、刘彦平等依法适用终身监禁，对赖小民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彰显党中央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

围绕反腐斗争的系列新动向，观察者网与政治学者夫梓进行了交流。

观察者网：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进行反腐，一些国家也可以做到在短期内抓出一批数量可观的贪腐份子。您觉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和他国相比在制度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夫梓：确实，我们有必要看到中国的反腐败和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在制度上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许多国家实行的是政务官、事务官分离的体制，在那样一个体制里，对政务官主要是用政治问责制来处理，对事务官则是用一套行政监督体系来进行监督。但中国不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反腐的对象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全体的操作国家权力的群体，大小公职人员，统统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政治上看腐败问题”的要害之处。

区别于联邦制国家，单一制国家就是要靠干部来实现国家机器的运转。在中国，干部队伍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关键，国家要形成上下一体的运作必须要靠干部队伍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廉洁高效。

此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讲求“政通人和”，也就是说干部队伍风气好是社会风气清明的前提。这一点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或社会结构变迁而发生改变。当然，这也是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对干部队伍风清气正始终有很高期待。近年来，反腐斗争力度不减，震慑不变，坚持“打虎”与“拍蝇”并重，抓早抓小，着重于整顿基层风气，符合基层社会和群众期待。正因此，尽管反腐败会“得罪”不少人，但是反腐败具有不可否认的道德合法性基础。

观察者网：您在此前的访谈中提到，“打虎拍蝇”只是反腐的表层成绩，更深层的成绩在于中国正在通过反腐发现并纠正社会运行中的重大问题、深层隐患和制度漏洞。您能否具体谈一谈反腐斗争对国家治理起到的正向作用？

夫梓：如果把反腐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联系起来，我觉得主要能起到六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反腐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政治监督，能够保障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始终聚焦在国之大政上。

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又处在百年变局中，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通过民主和放权的方式激励发展，那么现在国家工作重心在民主集中制的天平上相对地会朝集中的一端倾斜。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国家的发展阶段、形势和任务决定的。

在形势错综复杂的时刻，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大政方针最终必须由决策者拿主意。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等大的面向上，各级干部没有办法各行其是，必须保证与中央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否则就很容易在具体工作中“偏航”。这当然会牺牲掉一部分积极性和自主性，但是这是确保航向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就像在对技术企业和某些社会行业的监管上，如果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政治监督和一锤定音，没有一个机制能够在关键时刻集中地、整体地代表人民群众最大多数的利益，就不可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管政策，很多旨在捍卫国家制度能力、维系社会公平正义和消除技术次生灾害的改革议程恐怕将无法落实。牺牲掉经济利益可以回头补上，牺牲掉社会公平正义、丢了民心，是要命的事。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狂飙》，就是要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影视剧资料图）

再如生态保护工作，这个事情如果由中央布置给地方去做，各地区就要进行条条块块的磨合，那势必会付出很大的沟通成本和时间代价。但现在中央是这项工作的第一主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能有效推动地方生态治理。例如，在考量土壤环境和农田生态损害情况时，只要是土壤鉴定出来有污染问题，反腐及后续问责就会跟进。就这种专项监督来说，党对干部的要求不仅是廉政，而且还涉及到责任落实问题。

第二，反腐斗争加强了对国家机器的体系监督。体系监督不同于我们刚才讲的政治监督，在考察中国的反腐斗争时，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一点。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就是一场运动。”但我觉得哪怕说它是一场运动，也有它运动背后的现实合理性。

在反腐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任务。比如初始阶段注重巡视，专项检查则着意于发现一些领域的制度性漏洞和全局性风险。我们通过这种反腐败运动，实际上是着眼于国家机器运行，查找一些问题进行综合性整改，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理一批干部，但从而也就打开了从“治人”向“治国”转化的窗口。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反腐斗争不只是着眼于“树木”，更应当着眼于整片“森林”，不只是在干部队伍内部“捉害虫”，而更注重处理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如果本末倒置，反腐败就会变味变质，变成某些国家那种“整人”运动了。

第三，反腐还有利于强化对一些重要施政任务的过程监督。为什么要监督过程？因为不光要管决策管大事，还要管落实，也就是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力。

我这里说过程监督，绝不是过程“监控”，决策和执行是两个科学的环节，甚至是各负其责的环节，不是零和博弈。决策要尊重执行，执行要敬畏决策。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样面临着目标清晰性和系统完备性的矛盾冲突，要保持目标清晰，那必然要损害完备性，反之，如果优先保证完备性，那就会丧失目标清晰性。要保持决策执行的上下一体化，就要综合平衡，所谓“维精维一，允执厥中”。

在此前提下，监督的目的是确保决策执行的尽量一致性，维护好目标清晰和系统完备的关系，两不相害。对此，我们国家有各种督查机制，反腐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意在确保权力不失控，执行过程中目标清晰尽量不走样不变形。当然，当监督走到极端，那么必然就会导致目标非常清晰，但是又丧失完备性的情况。如何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反腐工作确实需要做些优化处理。

第四，反腐有利于持续优化亲清型政商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现在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这方面管得严了，反而容易让干部不作为，也使经济发展缺乏润滑剂。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成立。因为我也做过一些调查，总体来看，有监督好于无监督；特定时期，监督严格一点好于监督松弛一点。如果监督是立足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是旨在维护公正的社会运行规则和社会公序良俗，是在党规国法的轨道上健康有序进行，那么对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总体就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