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腓特烈】

每年的11月11日到来时，再也没有比网上购物更火的话题了。而今年的双十一，显然比以往更加热闹非凡且争议不断。

9月份，超级直播带货大V李佳琦因突然化身人生事业导师教导民众反思自我“有没有好好工作”而深陷舆论风波，之后与之相关的新闻层出不穷，至今风波未平。

比如：网上突然盛传李佳琦要和另一位带货大V合伙开设直播带货托拉斯的消息；紧接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起针对直播带货大V的反垄断审查通知，被审查的对象正是李佳琦；之后，又有一系列从老牌到新牌不等的演艺明星们纷纷亮相发表声明，称大好时光不可辜负，与其辛苦演戏赚那点通告费，不如潇洒直播带货一夜百万……

而夹杂在其中的，还有一条来自于国外的爆裂式大新闻：

9月28日，印度尼西亚以极其宏大的阵势——由总统佐科牵头、五部部长（贸易部长祖基菲里·哈桑、经济事务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哈尔塔托、通讯和信息部长布迪·阿里·塞蒂亚迪、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长泰顿·马斯杜基、投资部长/BKPM负责人巴利勒·拉哈达利亚）共同着手——颁布了2023年第31号贸易部长令，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在线买卖商品，或将社交媒体变为电子商务平台，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拿直播带货业务开了刀。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截图

无论是中国的“直播带货乱象”，还是印尼对直播带货业务的“痛下杀手”，实际上都引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对直播带货这项新兴事物，世界各国究竟应当让其“何去何从”？

一、直播带货的历史发展与法学研究现状

直播带货——更加“官方”或“标准”的称呼应当是网络直播销售（Livestream Shopping），指的是通过电子商务网站提供的直播服务，向观看直播服务的观众进行在线商品销售的服务。在外在形态上，直播带货可能与二三十年前的以“X总”为代表的“只要88”的电视销售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大概仅在于直播带货的依存媒介是电商网络，观看者可以更便捷地直接下单而已。

直播带货是一项起源于亚洲[1]——更准确的说法——起源于中国的新鲜事物，若以通说中的2017年作为其诞生之年，则直播带货至今为止也只过了六个生日而已。而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和“兴旺发达”，更是要等到2020年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开始后。[2]

中国毫无疑问是直播带货服务的先驱及翘楚，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所造就的：兴旺发达的互联网网络，低廉的网费和人力成本，扎实且便捷的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理论应当是现实性的，或者至少比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所倾向的更加现实。”而与之相关的法学理论也正是如此，需要“从个别的‘工厂和办公室’的具体知识到企业、市场和法律”。[3]中国是直播带货服务的先驱及翘楚，也决定了中国是直播带货法学理论发展的前沿。至少，当中国已经将对直播带货服务的法学前沿理论扩张至反垄断和广告法时，西方国家对于直播带货服务的法学理论讨论，还停留在直播销售过程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是“想当网红会让青少年迷失自我”这样老掉牙的话题中。

二、不要“洋八股”，但也不要“雅加达八股”

此次印尼的“直播带货禁令”一出，诸多民间人士或知名人士不知从何处“嗅”到了所谓的“一线气息”，高喊中国应该效仿印尼，对直播带货“大开杀戒”，甚至还制造了杭州市要禁止直播带货的假新闻。

这种想法，属实是不改骨子里的“洋八股”之道。

笔者母校的方流芳教授，曾大力批判过法学研究领域的“洋八股”甚至是“洋泾浜”方法，笔者深以为然。所谓的“洋八股”或“洋泾浜”，指的是碰到一个法律问题，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如何把大象装进冰箱”一样简单，主要分以下三步：

1.这个问题，中国是怎么规定的；

2.这个问题，外国是怎么规定的；

3.中国的规定不好，外国的规定好，我们要学外国的。

至于中国的规定不好在哪、外国的规定又好在哪，“洋八股”“学者”们好歹还会编出点外国规定历史悠久、经得起考验之类尚且算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至于社会现实层面、法学的跨学科结合研究方面的原因则是一概不提。

而“洋泾浜”“学者”们则更为可笑，他们认为“外国规定好、中国规定不好”的原因仅仅在于“因为这是‘法律发达国家’规定的”——真是不知法律能以国家论断的“发达”是怎么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而现如今面对直播带货这一新事物，中国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立法和法学研究的前沿地带了，“洋八股”者们实在是找不到洋人的八股可以作为依据，于是便盯上了“猛进一步”的印尼。这种没有“洋八股”却攀上了“雅加达八股”的行为，实在是毫无必要。

印尼对为何颁布此次“直播带货禁令”，其贸易部长祖基菲里·哈桑解释得清清楚楚，根本原因是，直播带货让印尼市场上“充满了廉价的外国商品”，“给当地中小企业造成损害”，新规“将公正规范线上线下的公平贸易”。至于印尼市场上“廉价的外国商品”是哪来的，“给当地中小企业造成损害”的“魔王”究竟是谁，读到本篇文章的读者们恐怕都心知肚明。而我们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魔王”，怎么还把人家用来对付“魔王”的那一套用在自己身上了？

其次，印尼颁布“直播带货禁令”，几乎与反垄断无关，如祖基菲利所言，印尼政府此次对直播带货“开杀戒”，除贸易保护外，另一大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即印尼政府将规范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数据的使用。

“企业不应该将两个不同平台的数据结合起来，成为‘算法大师’。所以它必须分开。这样算法就不会完全受到控制，这可以防止将个人数据用于商业目的。”——而就立法层面来讲，这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细致系统的我国根本不是问题。即使提到屈指可数的可能与反垄断有关的内容，祖基菲利说的也是要“防止算法的统治”，而不是防止那些大直播主播的“统治”。

因此，仅仅因为印尼在一国之内，因上述该等与我国不说八竿子打不着、至少也是难以扯上关系的原因，便动辄要求对我国的直播带货业务“喊打喊杀”，这样的行为不但无法从事实上服众，也完全与党中央、国务院对通过直播电子商务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相违背。

盲目“西施效颦”、将这种毫不符合国情的政策规定“即插即用”，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不要“洋八股”，但也不要“雅加达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