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较于世纪之交，如今的反对派政纲显得薄弱。

无论是倾向西方的民主派，还是激进右翼反对派，都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他们没有系统的政纲、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

所谓民主派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价值，在执政十二年间的一系列不作为与挥霍无度中已宣告破产；民众普遍认识到，这些民主派实则是伪民主派，充当着境外利益的代言人。而激进右翼则将塞尔维亚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推向极端与教条化，这也让立场温和的普通人感到不悦。

现政府是在欧洲价值、传统价值及多元对外关系方面做得最为平衡的政府，也是唯一能将众多要素整合为系统性政策的力量。正因如此，反对派转而采取为反对而反对的策略，或是走上了议题型政党的道路。前者只关注能否推翻武契奇，后者则仅关注能否在自己关注的议题上有所作为——至于后续如何，他们并无计划。

因此，在近期的每一次选举中，民众自然也不愿赋予他们承担责任的权力，因为这些反对派显然不愿为他们反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2，今日的反对派在组织度颇为低下。

他们仅在街头聚集时勉强呈现出抱团的表象，而实际上塞尔维亚内部所谓的民主派早已四分五裂，原本相对统一的民主党也已瓦解成众多分支。

在这些反对派中，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政党是吉拉斯以及著名排华政客玛丽尼卡·特皮奇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后者是ANTIFA和黑衣女等索罗斯集团旗下组织的“践行者”。

自由与正义党核心领导吉拉斯（中）特皮奇（右）作者供图

若以市政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吉拉斯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全国范围内仅设有约88个市镇委员会；而相较之下，武契奇的前进党则拥有177个。

此外，自由与正义党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受欢迎，其主要支持者仅限于亲西方的自由派及部分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可以说，该党既谈不上自由，也缺乏正义，更难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自由与正义党和前进党的市政委员会（党组）分布作者供图

至于其他反对派政党，除了丘塔领导的“环保起义”党还能召集一些支持者外，其余党派的活动几乎仅限于互联网和官方网站上更新新闻，其党员人数和政党规模均微不足道。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煽动街头暴力的行为主要由自由与正义党和环保起义党所为。

3，游行的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目的，是为了对所获得的资金进行证明。

反对派及其麾下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常年接受来自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民主基金会（NED）、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和欧洲各类大使馆的直接或间接资助。

武契奇在8月的表态中就曾指出，过去六个月内，为了使塞尔维亚陷入动荡，境外势力投入了7800万欧元。如果仅从公开数据着眼，并聚焦于美国民主基金会这一个组织，就会发现它在过去30年间在塞尔维亚的投入高达5000万美元。其中，投资金额达到峰值的年份是2000年，即“颜色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投资额为180万美元。

这还仅仅是NED这一家NGO的公开数据——如果算上那些非公开的数据，以及所有其他众多NGO的投入，那么过去30年的总金额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获取资金后，如何“合理”使用便成为了一个问题。许多组织会将资金用于吃喝玩乐，在高档场所举办各种“会议”，然而当需要向资助者展示资金使用成效时，他们却往往无法明确说明资金的具体去向。为了证明资金的使用情况，这些组织便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政府活动，以此作掩盖资金的胡乱使用。

另外，许多组织和反对派政党会利用这类游行活动进行大规模的串联与联动，进而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存在感。倘若没有这样的游行，恐怕绝大多数民众连他们的名字都未曾听闻。

4，反对派并未获得显著的民间支持。

回溯2000年10月5日的政变，其发生背景复杂。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刚从近十年的战争与制裁中艰难走出来，又遭遇“后冷战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的打击，民主意识形态已全面渗透东欧，甚至连俄罗斯都受到波及。当时，许多工厂被迫重建或关闭，尽管米洛舍维奇采取措施试图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但战争及此前的一系列损失仍让不少民众对于是否应继续支持米洛舍维奇产生了动摇。

然而，如今在前进党的领导下，塞尔维亚的面貌已焕然一新。高速公路网络不断扩展，工厂数量日益增多，即便面对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冲击，经济增长依然稳健。塞尔维亚还拥有了高铁，一系列新的基础设施拔地而起，体育和文化领域也取得诸多新成就；更令人瞩目的是，2027年塞尔维亚即将举办世博会。作为“颜色革命”发生条件之一的内部恶劣环境，在塞尔维亚并不显著存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通过10月5日政变推翻米洛舍维奇上台的民主派——即如今又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推翻武契奇的民主派——在执政期间并未能取得如今前进党所取得的成就。

2000年颜色革命作者供图

5，反对派缺乏个性鲜明的领袖。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塞尔维亚自由民主派领袖，尽管他们中不少人与美国、德国或英国情报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明确就是“叛徒”，但至少他们具备一定的能力。

例如，曾担任民主派总理的佐兰·金吉奇，他多年为德国各情报部门效力，后来虽将整个塞尔维亚高层出卖给海牙并因此遇刺，但他毕竟师承哈贝马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哲学博士——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民主派认为金吉奇极具人格魅力。

再以武科·德拉什科维奇为例，这位公开亲美甚至试图为美国洗清罪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塞尔维亚当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许多人认为，德拉什科维奇从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如果他专心于文学创作，必然会被载入史册。

然而，反观现在的民主反对派，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群能力低下、缺乏人格魅力、组织能力和演讲能力的人，甚至其中还不乏“瘾君子”。与世纪之交那个年代相比，当时的政治对抗中无论是执政派还是反对派都显得颇有质量，人物也更具能力，而如今的巴尔干政治对抗却常常给人一种“狗咬狗”的印象。

6，反对派尚未获得强力部门或内部人士的支持。

许多人在审视10月5日政变时，往往会忽视一个重要细节：民主派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行动得到了当时逐渐向北约靠拢的部分军队高层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次颜色革命实质上是一次软性军事政变。

有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在10月5日政变期间，特警、国安和公安等力量原本计划与示威者对抗，但军方以防止内战为由却动用武力威胁，阻止了警方打散游行的尝试。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涉及南斯拉夫及后来塞尔维亚的军政和军警关系。由于长期与北约既对抗又合作，自上世纪80年代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军队高层内部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亲西方改革派军官。他们的立场是，为了保护军队的完整并避免与北约的战争，必须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与敌人为“友”。久而久之，在这一派别中涌现出了亲西方倒戈派。这些倒戈派与那些不希望塞国内再次爆发内战的军官绥靖派，最终在10月5日政变期间，通过各自的作为或不作为，共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