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煤炭价格较国际市场更为稳定。总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煤炭都是自供自销，受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后者可以被视为中国煤价的“底线”，毕竟中国是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消费者，无法长期获取低于市场价的煤炭。当国际炼焦煤价在2022年2月升至每吨700美元（约合当时的4400元人民币）时，国内炼焦煤期货价格也升至这一价位；然而，当国际炼焦煤价格在2020年达到最低点每吨100美元（约合当时的700元人民币）时，国内炼焦煤价还是高于每吨1000元。

中国焦煤价格（图源：财经M平方）

同期国际焦煤价格（图源：东证期货）

对蒙古来说，虽然地理决定中国必然是自己的大客户，但是与中国开展长期合作显然不是吃亏的买卖。实际上，蒙古去年出口的煤炭量不及疫情前的2019年，但仍然依靠较高的价格而获得了历史性的收益。

这段时间内，对蒙古出口煤炭影响最大的，是新冠疫情导致的交通阻碍。蒙古国内铁路建设依然匮乏，而仅有的几条铁路大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修建的，因此采用了苏联的轨距，无法与中国直通铁路。因此，蒙古对华煤炭出口要么需要卡车远距离运载，要么需要在双方边境线通过卡车转运。卡车司机跨境过程受到两国防疫政策的影响，限制了两国贸易。

不过，随着中蒙相继调整防疫政策，两国的双边贸易引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在2022年9月，蒙古从最大煤矿修通往中蒙边境的重载铁路通车，每年最多可增加蒙古煤炭出口量4千万吨。11月，塔本陶勒盖至宗巴彦铁路建成通车，中蒙进出口货物能力再次增加2000万吨。

蒙古铁路地图（黑白线为原铁路，红线为2022年新建铁路线路）

蒙古不想卖了？

此时本应是中蒙贸易的最盛时期。然而，创下历史性贸易收入的蒙古人却“不干了”。

2022年12月4日，蒙古首都首都乌兰巴托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数千人聚集在蒙古国中央政府、议会等政府机构前的广场上，要求政府惩戒煤炭出口中的贪腐官员。

蒙古历史性的贸易收入，大多数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受全球通胀危机，加之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贸易的影响，蒙古的通胀率达到15.2%，使得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实质性下降了。

在这一背景下，蒙古反贪局11月中旬宣布，包括国有煤矿公司珍宝塔本陶勒盖公司（Erdenes Tavantolgoy）首席执行官在内的30多名官员，因为涉嫌贪污而接受调查。同月，蒙古国会议员托密德在议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13年以来，640万吨煤炭没有被蒙古国海关官员登记，却出现在中国海关总署记录上。”这引起了蒙古国内多方怀疑，部分官员是否利用职权之便将煤炭偷偷运往中国，以获取非法利润。

对于经济高度依赖对华煤炭出口的蒙古来说，这些指控无疑触及了“国本”，与全国各界的利益息息相关。12月5日，抗议者还一度试图闯入乌兰巴托的政府宫，迫使蒙古总理罗布森那木斯莱·奥云额尔登次日与抗议者见面，承诺及时解决煤炭盗窃问题。

此后，蒙古政府扩大了调查范围，公开了塔本陶勒盖公司所有的合同，并披露了运输该煤矿煤炭的25000名卡车司机的详细信息。12月中旬，示威逐渐得以平息。

示威游行现场（图片：蒙通社）

蒙古的举动并没有就此结束。调查结果显示，塔本陶勒盖公司通过在同中方的煤炭交易中，使用“账外交易”的方式实现资金贪污与煤炭盗窃活动。该公司随后宣布，从2月开始，单方面终止和中国买家签署的直接销售协议，该公司的煤炭将在蒙古国证券交易所进行拍卖；在2月9日的首拍上，成交价格较现在的蒙煤现货价格每吨小涨了15~20元。此外，其他蒙古国煤炭企业的对华出口，也不再按照此前的坑口价出售，而是改为边境价结算。

对此，中国回应说，中国理解蒙古的做法，但不应是这种轻率的“通知”，而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后再下定义。中国对此事态度明确：蒙方的错，不该由中国来买单。

实际上，长期以来，蒙古国内就一直存有质疑与华拓展贸易联系的声音。随着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蒙古人与中国人的往来增加，这即提供了沟通的机遇，也增加了排斥心态的空间。作为一个小国，蒙古社会对于潜在文化流失较为敏感，与之当下往来最密切的中国成了部分蒙古人眼中的“威胁”；蒙古国内近年出现了多个针对中国的“新纳粹”组织，他们宣扬的“反对中资矿场”也与蒙古部分团体的利益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