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滥用货币政策是“滞胀”的原罪，那工资-价格螺旋便是通向“滞胀”的至暗之路。

1979年夏天，美国通货膨胀达到了两位数，12%。

8月6日沃尔克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但两次FOMC会议后，他意识到“gradual”（渐进）策略的不现实，于是，在大幅加息的同时，控制银行的准备金水平，允许短期利率大幅波动，打破通胀预期，恢复美联储威信。

1980年12月的FOMC会议上，沃尔克下定了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抗通胀的决心，“如果经济不衰退，我就无法确保能扭转通胀预期。”

届时，美国的滞胀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

40年后用美联储掌舵人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entrenched”（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面临“entrenched”威胁的一天。

即便本轮通胀的高点已现，通胀压力丝毫没有减轻。

什么是通胀的“entrenched”？

那就是“工资-价格”螺旋的形成，它不仅意味着通胀预期的脱锚，也意味着美联储失去对通胀的掌控和滞胀的来临。

通胀的至暗噩梦——70年代工资价格螺旋

通胀，不算可怕，衰退，也经历了好几次了，但最难缠的是噩梦一样的滞胀。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尼克松提名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进行需求管理来稳定物价。

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中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在价格粘性（供给恢复偏慢）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加强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1971年在美元脱钩黄金的同时，尼克松实施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即工资和物价管制。包括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年工资增长率为5.5%。

这样一来，美联储似乎再也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了。

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

在实际工资刚性和高涨通胀预期下，工资和物价呈现螺旋式上升，形成生活成本提升-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转嫁成本-物价继续上升-强化通胀预期的恶性螺旋传导链条。

实际工资刚性和通胀率上升共同抬高了名义工资，增加企业成本。

一方面，70年代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在工资通胀挂钩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下，实际工资并未相应调整，即实际工资刚性；

另一方面，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时并未保持政策稳定性，向市场释放出无法管理通胀的信号，导致通胀预期“脱锚”。由于工人按照通胀预期调整其薪资要求，而企业无法通过降低工资调整成本，只能提高产品价格，将通胀负担通过产业链传导至消费者，同时企业又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工资或者裁员，导致工资和物价呈螺旋式上升的同时，失业率高企经济出现衰退。

如果说滥用货币政策是“滞胀”的原罪，那工资-价格螺旋便是通向“滞胀”的至暗之路。

直到1979年年中，美国名义工资的涨幅始终领先于物价水平。

石油危机再次来袭后，1980年初，通胀站上了15%，经济却衰退1.62%。

“滞胀”！

疫情以来的工资物价竞相上涨

并非所有价格上涨同时工资上涨的表象，都能称之为工资-价格螺旋。螺旋形成需要工资和价格的“双向反馈”，这当中涉及到三个主要因素，工人薪资定价能力、通胀预期和企业涨价能力。

疫情之后，久违了40年高通货膨胀再次来袭。最初，较强的通胀压力集中在受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短期需求切换的非服务类商品。但目前通胀已经大幅蔓延，在美国物价上涨超过3%的支出类别的比例从2020年初的23%上升到2022年初的69%，在欧元区从9%上升到39%。而俄乌冲突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通胀压力，尤其是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

2022年4月美国CPI同比上涨8.3%，虽然有所回落，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高基数影响。核心通胀的环比（新增）动能重返年内高点。而欧元区的调和CPI也达到了7.5%，顶部仍然未现。

通胀内在动力依然强劲，并没有衰减的迹象！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又非常紧张。失业率几乎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但职位空缺急剧增加，超过1150万人，疫情前只有750万人。

一边是企业渴望招聘大量员工，一边是想找工作的劳动者已经都找到了工作，劳动力需求缺口巨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为了吸引到人只能努力涨工资。美国的工资增长也显著加快，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平均时薪同比增长达到了5.5%。

从机制上来说，并非所有的价格上涨同时工资上涨的表现都能称之为工资-价格螺旋。工资-价格螺旋关系需要工资和价格之间的双向反馈，从而导致通胀在这种螺旋的作用下持续上升。

一旦通胀进入螺旋式增长，工人抬高的名义工资高于价格，促使企业进一步提高价格，企业抬高价格后，工人将涨价预期纳入工资计划，进一步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导致螺旋形成。

这当中涉及到三个主要因素，工人薪资定价能力、通胀预期和企业涨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