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两党之间的分歧，还有联邦和州之间的分歧。奥巴马为推进高铁建设，曾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高铁项目拨款中占90%，各州只用拿10%就够了。即便如此，各州却并不那么感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罗里达州长里克·斯科特。当时在2011年，联邦政府向佛州提供了23亿美元的高铁补助。然而斯科特州长补助一分不要，直接否决高铁计划，因为他认为州政府根本无法承受高铁的潜在超支。

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是当时第三个否决高铁计划的共和党籍州长。在他之前，新当选的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州长也都各自否决了他们的民主党籍前任批准的高铁计划。

所以说，阻碍美国高铁发展的真正原因或许还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而本次中铁与西部快线的合作就是这种纷争下的一个牺牲者。

静悄悄的政治风险

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过。2014年中国竞标墨西哥高铁，中标后又遭墨方取消。二次竞标开始仅过16天，墨西哥方面又宣布无限期终止高铁建设项目。

“侠客岛”在事件发生后就分析道，“在公众质疑、后院起火和民族情绪等多方面因素发酵下，中铁建躺了枪。”中铁建在竞标过程中可谓竭尽全力：400人的标书制作团队，全天24小时连轴转。当其他公司纷纷认为时间紧迫，无法参与竞标时，中铁建最后完成了装了8个箱子，总重2.1吨的标书。但一切努力最后被墨西哥政府方面单方取消。由于墨西哥国内复杂的局势，中铁建最后不败而败，成了墨西哥国内政治纷争的牺牲品。

此前西方媒体总是说，中国喜欢在那些威权独裁国家投资。批评中国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当地人权状况，或是当地人民利益之类的。而最后又受制于当地动荡的安全局势，得不偿失云云。

比如，纽约时报中文网在2015年7月23日发布了名为“中国秩序下的世界”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在全球风险最高的10个国家中，中国是其中五个国家的最大投资者，“在很多政治和法律制度高风险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尤其广泛”。在最后，纽约时报形容道，“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的贷款人名单看起来就像是一份问题政权和经济体的名录”。

但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截止2014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其实正是美国。而名列其后的也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单从以上两例高铁项目失利来看，美墨都属于政治稳定、经济较平稳的国家。美国自不必待言；墨西哥国内安全局势，除了北部毒贩问题较为严重以外，总体政局还是比较稳定的。而经济上，墨西哥属于经合组织国家，2014年GDP达1.28万亿美元。

观察者网此前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制图

海外投资除了寻常的商业风险外，还会遭遇到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容易理解，比如，因为对当地法律环境不熟悉，企业在并购当地企业时，涉及劳工问题遭到工会的阻挠反对，或者是遇到环保问题。这在欧美等国家比较常见。

而政治风险大多不可预测，比如政局动荡。倪建林说，这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尤其是在亚非拉一些欠发达国家。这些欠发达国家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常人一目了然。而且这种风险往往以很戏剧性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抗议游行、骚乱暴动或是武装冲突。

委内瑞拉高铁项目中，废弃的高铁设施、破败的工人营地，的确能给人很直观的冲击。利比亚战争、埃及局势动荡、泰国政治危机等局部冲突频繁发生，都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情况好得多的国家里，就不存在政治风险。这些国家中所隐藏的政治风险常常被人所忽视。

委内瑞拉高铁项目中已被废弃的设施

美国西部快线项目受挫，表面上看是因为与美国“国产化政策”这一法案相抵触。但实际上，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这一“政治风险”。

而中国企业今后在美国开展投资项目，必须要熟悉美国的游戏规则。商业律师陈在莒分析认为，目前发展西部快线 项目要做的就是要改变法律，去游说政府。很多美国公司都用游说公司向联邦政府游说，例如阿拉斯加的海上油井项目，需要从加拿大建设一条输油管道，大公司就想办法游说联邦政府来改变法律允许建设输油管道。这一程序，需要有足够的人来为改变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