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大包 董佳宁】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叫《通往北京的道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前几天从平台上下架了。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下了挺大工夫，所以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这部片子，讲了五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外国人的故事。五个人分别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他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海关总署署长。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他担任过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粗略相当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人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担任过英国驻华公使，他最有名的发明是威妥玛拼音。还有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大学创始人，当过美国驻华大使。

这部片子下架之前，我就看完了。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又买了同名的图书作为参考。书里的内容，和纪录片不完全一样，我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基于这本书。这个片子和这本书引起争议，主要原因是为帝国主义殖民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做了很大程度的美化。网上一条评论是这么说的：这本书就说了一件事，我虽然是强奸犯，但我是为了你好！

在豆瓣网上，这条评论是相关短评中，被点击“有用”最多的。虽然《通往北京的道路》做了很多专家采访，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主创团队想表现出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味道，做出一副还原历史细节的模样，试图把被人们忽视的材料挖掘出来，显得理性、中立、客观。

在序言中作者说：百多年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本质上只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怎么样，已经开始有味儿了。又说：有一些卷入历史变迁最深的外国人，他们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尺度，试图规范引领这个老大帝国走过多劫多难的转型期。这些陈述意思很明确，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本质只有一个，是先进的外国，规范和引领中国转型，这五个外国人，就是把文明带到中国的代表。

抛出这种“转型论”，就暴露了作者历史观的问题。官方是这样描述近代史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这里有三个层次，屈辱、探索和斗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其中的差别。我无须多说，作者是“知识分子”，必然也清楚，提出“转型论”，就是有意为之，与官方“唱反调”的。

虽然用意这么明显，在描写这五个外国人的时候，笔法却非常忸怩，想表现他们复杂的一面，书的腰封上说，这叫“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挣扎和努力”，序言里则说，他们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既“收获了权力和荣耀”，也“遭遇了敌意和孤独”。而在行文的时候，这种强行与刻意，更让人尴尬了。比如讲记者莫理循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时的莫理循，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很崇拜“帝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吉卜林大力鼓吹白人应派出“优秀的子孙”，以西方文明改造世界。

但是紧接着，下一段就来了一句：但他绝不是一个冷血的帝国主义者。在季隆学院，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学校，他和一些中国花匠成了朋友，并在洪水泛滥时帮助他们抢救财物。不过，那时的他，在对华人同情时，也带着几分嘲弄。他曾乘坐过澳大利亚华人的帆船，但对中国水手的驾船技术颇多讽刺。

这就非常尴尬了，和一些中国人有交往，会帮些忙，就要区分出“帝国主义者”和“冷血的帝国主义者”。如果按这个标准去理解，必须非常精分，才能显出这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复杂性”。莫理循1894年就到了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见识很广。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后，报道了清末民初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等等。《泰晤士报》是英帝国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重要喉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莫理循自己都说：今天《泰晤士报》说的，就是政府明天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