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碧玲】

近期，一系列涉及加分的争议事件——如艺人李雪琴的游泳运动员二级证书、演员王艳儿子的篮球特长生身份，以及西安交大扬琴艺术生加分等等——引发了大众对教育公平的深刻反思。这些事件暴露了高考加分政策在选拔特殊人才与维护教育公平之间的张力。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根据其政策目标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运用教育手段去弥补因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等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的扶持性加分政策，向烈士子女、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等等倾斜；

二是打破应试教育单一的评价体系，兼顾德智体美劳发展，满足国家对特殊人才选拔的需要的鼓励性加分政策，涵盖文体特长生、保送生、定向生等。

而从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显然，高考加分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考生在休息区等待考试新华社

一、鼓励性加分政策的偏离

2004年至2014年，是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急剧扩张的十年，其中一个关键政策变革是中央将加分权限下放到各个省份。在此背景下，高考加分政策出现了严重的政策目标偏离，加分项目泛滥、加分政策执行错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

相关研究指出，2014年，全国性加分政策为11项，而各地区的地方性加分政策高达100余项。更为关键的是，加分政策被学校、资本、政府部门共同运作为“加分”教育和产业。优势阶层家庭学生可以“近水楼台”地获得各种资格证书，学生家庭-学校-培训机构-发证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学生可以获得加分资格，而其余主体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加分政策异化为“花钱买加分资格”。

如李雪琴曾就读的辽宁本溪高中于2014年被曝出体优生加分资格集体造假，本溪市体育局审批的男性考生参加女子乒乓球单打项目等荒唐案例，“省级三好学生”、“二级运动员”、“省级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等领域成为弄虚作假的重灾区。

当时相关媒体报道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部分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甚至没有听说过自主招生、艺体特长加分等渠道，其就读的学校也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持学生获得加分资格。

就此来看，鼓励性高考加分政策的设置并没有完全用于实现选拔特殊人才的目标，反而成为少数群体摘取高考胜利果实的“合法跳板”，极大地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也暴露了加分政策的监管漏洞。

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从宏观政策设计上进行了及时的纠偏。自2015年起，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进入清理和规范阶段。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6项鼓励性加分政策，保留5项扶持性加分政策，并逐步取消95类地方性加分。

图表来源：中国青年报

二、变相加分：赢者通吃的竞赛

出于维护教育公平的目的对高考加分项目进行调整，但国家对于选拔特殊人才的需求同样需要满足。其中，竞赛体制是当前选拔特殊人才的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竞赛体制与强基计划共同构成了高考竞争的第二赛道：

参与竞赛并进入国家集训队的学生，可以获得直接保送清北的资格；

获得金牌与银牌的学生，则可以获得清北自主招生的资格，在高考中通过学校特控线即可被录取，同时还可参加强基计划并可以直接免校测；

获得铜牌和省一等奖甚至没有获奖的同学，其竞赛学习经历既可以帮助其在高考中攻克难题，又可以在强基计划的校测过程中获得优势。

因此，竞赛虽然不再是显性的加分项目，但其依旧具备加分的隐性功能，从而吸引大量学校和家庭投入大量资源于其中。

调研发现，当前的竞赛通道基本被省域内的超级中学垄断，不仅学校出百万年薪聘请竞赛教练，而且家庭也投入大量资金，江浙地区一名竞赛生的整个培养过程投入甚至需要将近1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