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之游

辟谷之风大行其道，社会上层的权贵官僚自然未能免俗，魏王曹操曾将天下有名的方士征募在邺城供养，间接促成了邺下“修仙”之风盛行。颍川人郤俭就大力推广“吃茯苓辟谷”，导致邺城周边市场的茯苓都跟着涨价。

议郎李覃听信郤俭所鼓吹的功效，于是乎餐餐茯苓、顿顿凉水，坚持一段时间下来，顺利地患上了恶性泄泻，要不是家人让他终止辟谷，吃点正常食物，他就“得道升仙”了。

再有，甘陵人甘始擅长导引吐纳，原理也就是《大戴礼记》上说的“食气者神明而寿”，具体功法演练实际是模仿乌龟吐息，故而被称为“龟息”。通俗一点来解读的话，毕竟大众都知道“千年王八万年龟”嘛，于是甘始说模仿乌龟的呼吸方法，就能够和乌龟一样长寿。邺城的权贵官僚们也深信不疑，跟甘始修炼这套呼吸吐纳的功法，在一次修炼过程中，军谋祭酒董芬结果一口气没上来，闭气昏死过去，过了很久才恢复呼吸，幸运地捡回一条命来。

上述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汉末的邺城，虽然不断有人用惨痛经历告诉世人这些术数的荒谬与危害，但世人仍然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当初，曹操之子曹植也与这些术士有所交流，并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撰写出《辩道论》，曹植在文中对方术的趋之若鹜感到嗤之以鼻，感叹群氓“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尽管如此，曹植在晚年时，自身从未免俗，也开始关心修道的事来。

三曹父子与方士过从甚密，曹操也可能是因为常年患有“头痛病”的情况下，而开始“好养性法，亦解方药”，在风气与方士的影响下，曹操饮鸩酒，食野葛，长时间食用毒物还能六十六岁寿终，也实属难得。

总而言之：从东汉开始，辟谷之法开始发端，借助道教的宣传，得以在魏晋南北朝大行其道，走向兴盛，其辟谷理论得到进一步加工。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提到“三尸”，这是说，人体内有“三尸九虫”，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只有除去“三尸九虫”，人才能成仙。至于怎么除？还是那套理论：修炼万事皆可辟谷！——这是以理论的方式解释辟谷与长生之间的关系。

东晋葛洪编撰的《抱朴子》

此外在辟谷方式上也有发展，出现了《三洞道士居山修炼科》、《抱朴子》等著作，形成了后世辟谷的四种基本方法，即服气、服水、服饵、服石。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便以此总结了当时辟谷服食的药方六种，分别是服用云母、茯苓、松子、柏子、酒膏散、水。这些理论与方式基本为后世所继承下来，唐宋时期其理论达到成熟，对于辟谷一法的认识基本稳定下来。

尽管这种追求长生修仙的方法属于个人行为，不管其动机如何，其目的都是出于个人欲望，因而这些辟谷群体中的佼佼者在后代文献中给予“高士”、“隐逸”、“高隐”之类的标签，辟谷也随之贴上了“非凡”“不俗”的标签，使人对这类群体产生莫名的敬畏与追捧。因而遗世独立的高道大德的形象，往往被骗子所利用，打着长生得道的幌子招摇撞骗，吸引那些不明就里的好事者逃出他们的腰包，让他们事后叫苦不迭。

明代张应俞所编撰的《杜骗新书》中，就举了两例辟谷骗术，无不是为了贪图长生而着了道，骗子暗藏干粮于身，宣称辟谷，吸引受骗者上当，一步一步将受骗者拐进圈套。在清代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也提到有假和尚把牛肉制成佛珠的样子，携带在身边，趁人不备时偷吃。——可见明清时已经有人知道这些骗子的把戏。

张应俞对这些骗术解释道“此诈辟谷者，多是藏干粮，其服孩儿丹者少。此粮非藏于身，恐人搜也。都寄于丐乞者之身，有人试之，则密以干粮付。” 尽管辟谷骗术大同小异，其谎言一戳即破，一搜即知，但仍然不乏上当者，张氏也不由得感叹“今之托辟谷，索人钱米者，真盗贼僧道也。真辟谷者，敢令人知乎？”

李一道长与明星门徒

2005年，重庆的李一道长邀请著名导演张纪中夫妇，李亚鹏、王菲夫妇参加他主持的辟谷活动。由于名人效应的加持，道教的“辟谷”又被舆论炒作起来，一时间，“辟谷”被包装成道家养生功法，被吹嘘成长寿的秘诀。此次事件不但引来社会舆论的非议，甚至还有道教内部人的批评。

在现代社会，科学昌明，教育普及，辟谷中的不合理方法，例如吃矿物质维生，这些对人体有害的方法根本不值得提倡。如果一味隐瞒这些反科学的内容，夸大辟谷的养生功效，显然是有违社会公德。

说句公道话，现代社会物资丰富，很多现代人在饮食上不节制，出现了大量肥胖人士，如果是严格在尊重生命科学的基础上，修道之人在辟谷的时候保持合理的进食安排，“节食”对人体是无害的，很多节食减肥的原理其实与辟谷是触类旁通的，其效果也只是消除肥胖，避免肥胖带来的健康风险，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是没有关系的。

又如刘尚林所逼迫他人采用“绝食”的方式，在不尊重人体健康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这绝对是危险的行为；愚昧无知的方法最终害人性命，他也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开启民智”，任重道远！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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