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洋】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与美国总统会晤后，又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一安排也让外界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在此之前，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上，这一次日本政府则是在会晤前5小时才正式官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岸田暂时能舒口气了

此次在美国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中日领导人会晤是继2022年11月泰国曼谷以来，两国领导人时隔大约一年再次举行。根据中方发布的新闻通稿来看，两国领导人不仅就发展中日关系表达观点态度，而且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成果，将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奠定有利氛围，助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对于当前内阁支持率不断创下新低、执政前景堪忧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说，此次与中方领导人的会谈至少能让其长舒一口气。自今年5月以来，岸田就频频利用国会施政演说、编辑会、国会答辩、多边国际会议等各种场合，表达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意愿。

而在此次旧金山APEC会议前夕，日本政府一边“紧急”派高官访华探询中日领导人会晤的可能，一边向日本媒体放风“日中两国政府正协调首脑会谈事宜”。

然而，相较于去年日本政府是提前3天官宣中日领导人将举行会谈，正如前文所说，这一次日本政府则是在会晤前5小时才正式官宣，可谓“惊心动魄”，说明有很大可能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不会举行会晤。

对岸田来说，若无法在此次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中日领导人会晤的话，那么不仅意味着其此次美国之行的意义将大打折扣，也意味着岸田短期内将无法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谈。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岸田还是如愿以偿地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完成了外交任务。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新华社编辑 王晔 摄

核污染水问题暂时能向国民交待了

借由此次中日领导人会晤，岸田文雄在核污染水问题和日本水产品输华问题上能有向国民交待的材料了。

今年8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正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防范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输华，但对日本的影响则是巨大的，不仅直接导致渔业群体的利益受损，而且还间接影响日本旅游、餐饮等行业，令日本政府承受着不小的舆论压力。

根据日本财务省此前发布的9月份初步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鱼类和海产品（包括罐头和其他制成品）出口额仅为5868万日元（约合287万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99.3%。

正因如此，岸田一直希望向中国最高领导人阐明“处理水”的安全性、可靠性，进而要求中方立即取消暂停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的措施。结合日本外务省发布的通稿，岸田在此次会晤期间确实提及了相关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日本舆论的回应，当然岸田可能深知中国政府不会立即取消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但至少向中方表达了立场诉求，也算是回应了国内舆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日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成为中日两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从日本的角度理解，这意味着该国水产品重新输华迎来“曙光”，而从中国的角度理解，笔者认为这反映出中方有意与日本寻求管控新问题的方法。

自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之所以反对，不仅在于日本政府是在未穷尽其他方式的前提下，就不负责任地选择了最省事省力省钱的向海洋倾倒，更在于日本政府、东电公司在处理核污染水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透明和数据造假，难以令人信服核污染水的安全可靠性。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一个长达30年的漫长时间周期，但中日关系不能因核污染水排海这一新问题而止步不前，这最终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日之间有很多基于历史的老问题，也有一些基于现实衍生出的新问题，在妥善处理好老问题的同时，有效管控或避免新问题的产生，才能确保中日关系长远发展。

因此，在此次中日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就核污染水问题寻求合适途径解决，至少表明中方有意与日本携手努力管控新出现的问题、探寻解决新问题的方式方法，避免新问题发酵老问题，成为阻滞双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位置示意图 来源：@CCTV国际时讯

中日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

观察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给笔者最深刻的两点感触，一个是两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友好人士年事已高、逐渐离场，而新鲜血液并没有及时补充上，这无疑会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影响，特别是当双边关系紧张的时候。另一个是双方更多地借助重要历史事件节点来摸索改善关系，比如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则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5周年，两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借助共同庆祝的方式来促进双边对话、走出低谷。

这样的方式并非不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他路径对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意义和价值，要知道2024年、2025年中日之间可能没有什么重要历史事件节点，那么届时双边关系若再度走低，又将靠什么来让中日关系止跌企稳呢？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此次中日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日双方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初是由安倍晋三在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时提出的。当时的背景是，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执政期间，因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导致中日关系在小泉政府时期陷入“冰冻”状态。

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后，在访华期间提出“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并受到中方的积极赞赏。2008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层达成共识。这份《联合声明》也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一起构成了中日关系的四个基础性政治文件。

中日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为了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也是为了跨越因两国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发展阶段不同所造成的观念冲突与分歧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影响。

但较为遗憾的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此后被提及的频率逐渐降低，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这次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时隔6年复活。

实际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所以逐渐从两国领导人会谈之中淡出，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政治家对中国发展抱有的复杂心态，在渴求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又担心中国发展可能给日本带来冲击，尤其是在军事安保方面。

基于此，日本政府便愈发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一边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跟随美国进行对华遏制和打压，一边却又谋求推动中日经贸领域的合作，也就是以“政经分离”方式处理中日关系，强调“互惠”而淡化“战略”。

然而，“战略互惠关系”并不是低层次的封闭性经济互利关系，而是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高层次的开放性战略关系，虚与委蛇地合作难以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缺乏战略共识的中日关系也难以行稳致远。现在，中日两国领导人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不仅对过往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

中国和日本作为战略合作双方，互信是基本要求，也是深化合作和实现互惠的先决条件。但当前中日之间最为缺乏的恰恰就是战略互信，而如何将“战略互惠关系”从字面落实到实践之中，显然是摆在今后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这不仅需要日本与中方相向而行，更需要日本政治家在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过程的中的历史责任、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以日本政府2022年底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文件为例，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考虑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文件是对日本外交、安保防务政策的中长期规划纲要，那么日本政府如此定位中国，显然是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悖，一边奢谈中日战略互惠，一边却又做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勾当是不能被允许的。

因此，此次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中日领导人会晤，确实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积极有利氛围，但这并不是全部，如何让当前的有利氛围持续、如何促进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恐怕还需日本与中方一道，坚守四个政治文件中确立的各项承诺，各自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彼此树立客观理性的认知，切实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一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上，落实到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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