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会形态五阶段线性发展，但有时的确惊人得同步。如在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跃于历史舞台。再如饶宗颐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学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迈锡尼等文明的发展节律相当同步（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Thomas Monroe，1897－1974）在《东方美学》中所说：“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不同部分。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是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说来，如此现象的产生只能来自两条途径：1.彼此独立的发明；2.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或影响。毫无疑问，这两条途径都曾经出现过。”若无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暂以平行比较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就我的个人阅读体会以及在伊朗的所见所闻而言，伊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这种相似的发展节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偶然，亦非简单的传播与移植。

此外，我们既要考察秦帝国与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异。虽然都将全国分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国的行省更具独立性，更类似于美国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当地贵族也得到安抚和笼络。波斯帝国的行省设总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有的世袭，另设将军和收税官互相监督、制衡。秦帝国的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立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县下立乡，乡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袭，政令一统，权力悉归皇帝。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发展，很难说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再如波斯帝国境内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希腊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统一，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便以三种文字书写，这与秦始皇东巡刻石以标准的小篆铭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国并未确立波斯拜火教那样的国教，但也致力于神权的整合与统一。波斯帝国与秦帝国都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只不过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与秦帝国对全国的控制过于严酷不无关系。

饶宗颐先生注意到居鲁士圆柱上的“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的相近。在居鲁士圆柱中，“黑头人”的原文可转写作sal-mat SAG.DU，意为dark-headed（黑头），原是苏美尔人对人民的指称，居鲁士大帝沿用了苏美尔人的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义上确与其相近。《说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个表示百姓的词“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词，因而统一前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未见“黔首”，而是作“民”，统一后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应的语句均作“黔首”（但相对于秦帝国所规定的其他用词，“黔首”对“民”的取代并不彻底）。然而“黔首”之称，又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在秦统一之前便已存在。据王子今先生《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晋地区。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对用词进行一系列规范时，选择了“黔首”而非“民”。“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相近，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互有影响。

段清波先生强调，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但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点恰恰是最难证实的。

兵马俑的秘密

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中国而言，确乎是奇迹，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写实、规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艺术。对于西方人而言，兵马俑与同时期欧洲、西亚的雕塑相比显得相对稚拙，他们之所以看重兵马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量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中国人的人海战术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发表的《秦俑艺术笔谈》一文中，张仃先生强调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王鹰先生则将兵马俑与古希腊的雕塑进行比较——他们讨论的前提都是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人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同样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发表了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他意识到了兵马俑出现的不寻常：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陶俑刚开始闻名于世时，却没有人在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个自发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陶俑群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这篇文章并未详加论证，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无疑充斥着想当然的玄想。邱紫华先生针锋相对，发表了《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对汉夫勒的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认为“汉夫勒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的分析，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正表现出他思想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  

倪克鲁与段清波两位先生则真正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们便已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私下讨论，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后，他们都各自撰文予以讨论。

倪克鲁先生认为，兵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应的线索，对于秦代人而言，它们是异域与他者的化身。他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承认兵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故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

倪克鲁教授

段清波先生除了讨论秦帝国与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联系，还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认为它们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因此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

段先生指出， 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就秦国而言，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曾出土迟至战国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兵马俑则突然拔高为一米八多的大个，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段先生还认为，咸阳塔尔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与塞人（Saka，国内学者大多将其等同于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