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居西北边陲，与羌戎杂处。往来于欧亚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罗人等印欧人通常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一些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因素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周原等遗址便已经见到印欧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与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触。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将文字铭刻于石头（以石鼓文、秦始皇东巡刻石等为代表）、一些墓葬所见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现铁器、较早出现金银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与中原王朝的固有传统不同。如果说兵马俑受到广义波斯文化的间接影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境内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县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时代在战国时期。景骞、林梅村等先生认为，这尊青铜像表现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无论其是何身份，它作为“远东第一立体雕像”的特殊意义值得重视。此类雕像，还见于同是新疆西北的巩留等地。

武士蹲像，1983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约公元前500年

陕西咸阳塔尔坡战国晚期秦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

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的浪潮一路向东，甚至已经抵达现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认为，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腊化塞琉古帝国而起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国古书中被称为“安息”。与古代中国最接近的大国便是广义的波斯，汉夫勒与倪克鲁所称的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属于广义的“波斯”。

但如果说有外国技术专家直接参与了兵马俑的设计和制造，则仍缺乏确凿的证据。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论文中怀疑这些劳工中有非蒙古人种，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体的讲述中，段先生直接强调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与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及他与张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载PLOS ONE, Vol.3,No.10, 2008）一文中，分析了这些劳工的线粒体DNA，发现他们来自于汉族，也来自于少数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于北方人。这一研究成果虽不能覆盖全部劳工，但已经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不过线粒体DNA只能指示这些劳工的母系来源，更全面的认识有待Y染色体DNA的考察。（近来有媒体报道专家复原出秦始皇妃嫔面容，认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证据）

在出土的兵马俑中，在一些隐蔽处往往刻有制造者的名号。从这些名号看，有的是“宫”字开头的，说明属于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则冠以地名，如咸阳、栎阳、安邑等，说明来自于地方制陶作坊。中国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中，若非兵马俑的出土，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批杰出工匠的存在。而将名号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兴起于秦国）的体现，谁制造谁负责，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据这些陶工的名号和来源，我们并不能发现洋专家的蛛丝马迹。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陶人

殷墟妇好墓玉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兵马俑恰恰说明了中国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这本身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即便兵马俑吸收了国外技术，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影响其本土性。正如中国的冶炼技术最初由域外输入，但我们的祖先主要用它来制造礼器，只不过是将原先的陶鼎、陶斝换成了铜鼎、铜斝。我们的祖先从来都不排斥外来的技术，同时，三代礼乐文明到儒家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又极具保守性，新技术往往用来制造盛放旧酒的新瓶。从过去到现在，师夷长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没必要说承认这一点就有损民族尊严。至于过度夸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进而舍本逐末，认为中国文化一概都是外来输入，更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