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以及技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其用途决定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倪克鲁先生认为“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时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于秦始皇时代的人而言，那些抟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同时他也承认，秦始皇之前的人物造型表明“先秦中国的工匠完全有能力制造人物和动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见，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缺乏塑造人像的兴趣”。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缺乏兴趣，在于早期礼乐文明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基本都是礼乐器的装饰和配角。像西方那样对人肉体的细致描摹，在主张礼仪、含蓄的中国古代是难以想象的。以木俑、陶俑代替生人殉葬，同样是为礼制服务的——早期中国缺乏“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兵马俑虽有写实倾向，但与西方雕塑相比，仍有浓郁的写意风格。再如其拼合组装（西方是减底法）、以陶为材质（西方以石质为主）的制造方法，也极具中国特色。作为陶俑的兵马俑，与西方雕塑相比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段清波先生认为从战国时期的小俑到相对魁梧的秦兵马俑，跳跃性太大，“其间巨大的序列缺环在逻辑上令人无法接受，而这种差异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雕塑是门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运动力学、几何数学等方面知识的综合艺术，古代希腊等文明对此有持续的探索，早期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而秦始皇陵陪葬坑所出土的百戏俑在人体肌肉的塑造上已有极高水平，确乎前所未有。而且，这一高峰转瞬即逝，直到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类似的雕塑艺术才再次在华夏大地出现。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意志、喜好以及古代工匠的集体技术攻关能力。秦始皇似乎有其独特的品味，致力于打造浩浩荡荡的亡者大军，而这一点在其他帝王那里看来并无必要。早期中国的官营手工作坊高度垄断资源，正如金属冶炼术传入中原后迅速被改良，进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青铜铸造技术，实现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更何况，以陶塑造人像在早期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早至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陶人，晚至战国的陶俑，均有脉络可寻。朱君孝、宋远茹两位先生在《试论秦始皇兵马俑的工艺技术渊源》（载《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青铜铸造工艺、雕塑技艺、彩绘装饰技艺等方面的持续进步分析了兵马俑制造技术的本土基础，付建先生在《古希腊人体雕刻与秦代人体雕塑对比研究》（载《文博》2018年第2期）中强调兵马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品从发展上没有先后联系，可以参看。

余论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是为凿空之举，被视作丝绸之路开辟的开端。此番出使，张骞搜集了诸多一线情报，譬如当时西方有大国叫安息（波斯帕提亚帝国），同样人文极盛。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西行，这次他还派遣副使前往安息。元封六年（前105），又一拨汉朝使者抵达安息，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确立。当时的安息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of Parthia，前124－前87在位）遣使迎候汉使，并向汉武帝致送鸵鸟蛋与魔术表演团。此后，一直到萨珊王朝，波斯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所在。    

这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往来的最早官方记录。在此之前，被西域阻隔的两大文明并无直接往来。但间接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不绝如缕。  

先秦时期，小麦、黄牛、绵羊、家马、马车、冶铜术、冶铁术、金银器、玻璃器等物产和技术逐渐自域外输入，彩陶、丝绸、农业技术等则自东向西传播，东西方的间接互动早已在西域绿洲与欧亚草原上演。在此过程中，塞人、吐火罗等游牧民族扮演着重要角色。    

春秋战国以降，中西互动愈趋频繁，多有异宝西来。在春秋末期到西汉早期——丝绸之路创辟之前的贵族墓葬中，常发现有裂瓣纹的银豆或银盘、蜻蜓眼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有翼神兽雕像等，均是具有浓郁波斯色彩的奢侈品。它们为当时的贵族所珍视，并随他们进入幽冥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裂瓣纹银豆，见于山东、安徽、江苏、广东、云南等地，除了异域风格的波斯裂瓣纹，还有强烈的本土气息，是中西合璧的典范。这些都是中西互动的最直接材料。可见在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交通已端倪初现。

但大流士似乎并不知道中国的存在，睥睨天下的秦始皇也似乎不了解在他西边还有更庞大的帝国。古代中国与波斯等文明的互动，尚是很初步，也是很间接的，往往通过塞人、吐火罗、羌戎等接力传递。说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响、兵马俑是外国艺术风潮的产物，尚难以得到证实。我们承认域外因素对中国文明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抹煞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不然又容易落入“西来说”的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