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二轮延包”时要注意辨析地块和地权的对应关系，不能将地块和承包权一一锁定。在基层调研中一些农业部门的干部们比较困惑，“承包权”到底是一种关系权还是财产权。他们的困惑来源于一个事实，即很多农民认为承包到户的具体地块就是自己的，那块地谁也动不得，而基层搞土地整治、土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等工作的时候，“哪怕给你调一块同等面积同等质量的地块，农户也不愿意”。农户的依据是，二轮承包时承包证包土地确权时的确权证上写明了四至，承包地已经“确死”了。而地方干部则认为，承包权是一种成员权，“有你的地亩，但不一定非得是那一块”，只要承包那块地的农户不同意，那块“插花田”就阻挡了土地整治工程、阻挡了其他村民连片作业的需求。

一些地方通过积极探索，用“确权确股不确地”“虚拟确权”等方式，大大纾解了地块被锁死的症结，这样土地连片整治也好搞了，农户“一户一块田”后耕作更方便了，农业经营也更有活力了。问题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决好地块被锁死的问题，土地承包权变成了地块财产权，一些“关键少数”以此充当“钉子户”，用“插花田”霸权阻碍地块上整体利益的实现。这些地区有不少群众的呼声，期待在“二轮延包”的宝贵窗口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明晰，毕竟未来三十年，土地细碎化格局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不能任由农业发展空间被细碎的地块“锁死”。

通过“小田并大田”“一户一块田”等实践完成土地去细碎化工作后，无论是小农户、“中农”还是“大户”都种地更方便了。未来三十年中，小农户能够种得更好，如不愿种地而选择流转，其他经营主体经营也更便利。这是一项具有政策弹性的尝试，能够为未来三十年的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提供先决条件。当然，这一过程中要避免地方政府人为干预土地流转，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利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

（二）应降低未来土地规模化的制度成本

未来三十年，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小规模经营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需要看到“自家地自家种”的传统生产模式也将逐步退场，一些小农户的经营规模已经扩展到自家承包地面积之外，虽然还可将之称为“小农户”，但他们已经在适当地扩大耕作规模了。民间一些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也需要通过流转方式来获得土地经营权。总而言之，未来一段时间，土地流转将稳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将逐步实现。在此判断的基础上，“二轮延包”应有助于实现一种低交易成本的、低地租水平的地权格局，以使得愿意种地的小农户能够种到更多地、能够更方便地种到“大块地”，适度规模经营者能够稳定经营并获得体面收入，条件适宜的地方也可逐步实现更大规模的经营权集中。笔者基于调研发现，基层存在着诸多具备地方智慧、富含制度弹性的尝试。

一种是实施经营权“小集中”，借助民间社会纽带来快速地、廉价地并稳定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如很多外出务工、进城安居的农民，将其土地以“托付”的方式交给在村亲朋好友或地邻耕种，这样的民间流转依靠的是熟人纽带和信任关系，流转非常便利而且往往地租较低，民间也出现了一批靠“接地种”“拾地种”的适度规模经营者。如笔者在皖中某地调研时发现，当地在“小田并大田”后分配土地时，同一家门的几乎“合阄”，将整治并集中的土地交给在村种地的本家。还有一些地方，当地政府不允许土地小调整，一些户族则自己开展“小调整”，靠兄弟、堂兄弟和亲戚关系来实现“小集中”，讲情感不讲地租，在村种地的人种得更方便了。这些“小集中”案例的共同之处是依靠民间的社会资源开展适度调整，依靠亲属纽带、熟人网络、信任关系等，在“大稳定”前提下灵活多样地开展“小调整”，交易成本极低、地租水平也极低，实现了农业发展效益和农村社会效益的双赢。

还有一种是实施“两类田”的分类管理。针对农民种地意愿分化的客观现实，一些地区通过集体统筹的方式，划分出“两类田”开展分类管理，给愿意种地的农民划出一块，可以实现“一户一块田”，不愿意种地而愿意流转的农户，则统一划片集中流转，流转租金也更高。

笔者在东南某县调研时，一个村民小组将230多亩地划分为“口粮田”和“投标田”，愿意种田的农户总共愿意种80亩，将组内最好的地拿出来划方，不愿意种田的整体对外流转，不种田的农户分流转后的租金。笔者调研中原某县，某村搞“小方并大方”后，将愿意种地的小农户划分到边上，农户按自家原亩数开展自耕，其余土地则整体划方，1086亩土地划分了10块，每块约100亩，承包户可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该村面向全村愿种地户再发包时，共有20多个经营户参加，最终有10户经营主体中标。

“两类田”的管理办法能够兼顾村庄内愿种地户和愿流转户的利益，而且非常富有政策弹性，由村集体统筹协调后，无论是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还是愿意开展连片流转的“大户”，都能够借助集体的统筹协调作用较快地集中规模，且村集体在分类管理中，非常注意保护小农户、培育本地“中农”，这就使得多元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均得到照顾。划片分类过程中，农户地块与地权的关系得到了重塑，而由于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承包经营者都认可集体的统筹，也愿意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承担统筹协调作用，土地经营权集中的成本更低。

“一户一块田”（图源：网络）

这两种民间做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充分发挥农民群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观能动性，民间有充分的主动性与智慧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应对连片耕作需要时民间可以实现“小集中”，在农民种地意愿分化时也可以搞分类管理，这种民间治理能力是我国土地制度优势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未来应对未来新问题新挑战时的制度韧性，“二轮延包”实践中应注重放活制度弹性空间，为民间土地治理提供政策舞台。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思考如何在保障土地流出户权益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地租、减少地租生成的制度根源，以使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不致陷入高成本、高风险、刚性化的生产困境。

（三）应尊重农民因地制宜地开展“小调整”

我国农业地区类型复杂多样，各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度不一，土地利用状况千差万别，这是我国基本农情之一。“二轮延包”既要应对这一复杂的基本农情，又要为各地未来三十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基础，其挑战不容低估。在此意义上，“二轮延包”既不能“一延了之”，也不能“全国一张卷”，要尊重在二轮承包期内已经出现的、未来还将出现的各种“小调整”的尝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地要尊重农民的首创，各地应积极探索并试点适宜本地区的“二轮延包”办法，因地制宜地解决当时当地的突出问题。

笔者在基层调研中经常受到地方方案的启发。如笔者调研的东南某县，至今为止该县80%的村民小组还在执行动态调地的办法，随着人口增减动态调整土地，该地也较早就实现了“一户一块田”，村民小组的公共服务能力极高，村级治理积极有效。如中部某县实施“虚拟确权”，“确权确不不确地”，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小农户的连片耕作，农户分化了的土地利益实现了有机协调。如华北某县自80年代以来就实施了“两田制”，不愿意种地的农户只种“口粮田”，愿意种地的农户则承包了面积更大、地块更集中的“责任田”，这些地区较早就实现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如东部某大城市郊区农民已经市民化，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承包权收归集体，其收益权作为了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

总而言之，我国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区、不同地理条件中的农业发展差异极大，事关所有土地的基本承包经营制度不宜规定得过细过死，否则将对基层实践制造困难，浪费未来三十年宝贵的发展机遇期。笔者上述的一些案例，可能与目前某些具体政策要求不一致，但这些都是第二轮承包期内民间自发探索的地方性做法，不宜一刀切地否定或推倒。

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维护土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键，但同时要使农村基本经营成为更加充满持久力和活力的制度，活力从何处来？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尊重地方各类积极主动的探索并将其总结提炼，以更好的执行好“二轮延包”政策，积极应对未来三十年农业与农村发展急难愁盼。未来三十年是我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势必会出现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借助“二轮延包”的宝贵政策窗口期，充分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类状况，让土地更进一步地发挥其基础功能与制度优势，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实现。在此意义上，“二轮延包”切不可一包了之，更不能将旧数据原封不动地填入新表格，这样的延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