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消费水平方面，通过口耳相传、影视剧描绘、女性群体相亲标准等途径，很多中国舆论群体出现了超越发达国家水平的过高预期，光买房一条就难以想象。而普通人，即使是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的非私营单位员工，月入也不超过2万，收入水平与预期差距很大，只能靠家庭背景来补。因此，除了统计不着的群体，几乎所有人都被认为收入过低，仅有少数金融、IT业高收入群体能靠自己的收入满足要求。

普通员工的收入，月入4000-15000元，这在发展中国家算不错的了，增速也不错，但是相对发达国家就还是偏低。等于中国普通人的预期，是用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来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自然就会觉得没钱。

那么这个预期是不是合理呢？个人认为，绝对是合理的！普通人觉得没钱是对的，想过上发达的生活，这无可厚非，也是发展动力。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不是幻想，也不是看着外国人羡慕，而是摆在眼前的，大批“先富”群体已经实现的生活。要求共同富裕，是非常正当的愿望。

所以首要任务，还是要让低收入群体增收。2011年，城镇私营企业员工月收入才1720元。2021年，约3亿私营企业员工月收入也才增长到5240元。农村的更低，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8931元，算2人养1人，2.8亿就业人口月收入也就2400元。即使考虑到一些收入统计遗漏，情况也不会有本质差别，总有4亿就业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

因此，中国发展目标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会是让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增收。前一段时间甚至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搞扶贫脱贫，应该说这个目标做得还不错，过去10多年增收幅度可观，底层群众生活改善很明显，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框架里发展，离发达国家收入还有不小的距离。

一边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在增收，虽然速度快但是仍然离发达生活有相当的差距；一边是绝对数量很高的“统计外群体”，已经过上了在发达国家都算是非常好的生活，高消费水平、一线高房价震憾全球。发展速度不错，但公平不足，群众本能地感觉收入不足，消费能力不够。特别是年轻人在婚恋成家需求中，经常被逼到要找“六个钱包”的境地，凸显了矛盾。而这类现象在舆论中很受关注，影响极为严劣。

另一个大的基本面，中国是优先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策略，对于创造财富的工作人群，工资回报就不是发展重点。也就是说，中国无数农民工、建筑工、产线工人、公司白领，确实在高效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组织下，创造了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巨大财富，大家都看得见可供分配的财富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可以说是人类经济的最大奇迹。但是在财富分配上，就有重资本、重投入、重积累，压低工作报酬的倾向。

这是因为，中国是从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快速发展起来的，肯定是要走高积累、高投资的路线的，先把基础设施、全产业链、自主科技体系建起来。哪怕就是为了促进消费，也是以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发展了消费自然增长的方式进行。这不是落后，反而是快速发展的先进经验。中国的消费发展速度远超任何国家，一些项目人均消费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经济高速发展，那么重投资、重积累，即使消费不作为发展重点，结果都会是很不错的。例如同样起点，中国消费占经济的40%，不如人家占60%的份额高。但是30年人均GDP翻了30倍，人家即使能有翻5倍的不错经济成绩，中国人均消费也会是别人的4倍。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虽然印度是消费拉动，但中国人均消费是其数倍，而且消费质量要好得多。

但是在这个发展策略中，工作报酬就不宜过高，要以相对低的人力成本快速建设起国际领先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在“建设成果优先”的价值观里，这是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操作办法。只有在行业因收入过低招工困难时，才会提高收入，有时提高的速度还不慢，企业经营者甚至抱怨工资上涨过多无法承受。即使收入快速上涨，中国的经济体系也还是有意压低了工作报酬。

我国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统计标准模糊，但通常认为是约40%。按人均收入中位数算是37%，按平均值算是43%。美国是80%，统计标准差异很大，但是人均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比中国高得多是肯定的。

要注意这是“工作报酬”，按前面的统计原理，“资本报酬”不是这个原则，有能力、有门路的中国先富群体，暴富的速度、财富总量是极为惊人的。建设速度越快，财富积累越快，再到A股上市，暴富速度更快。

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类似资本主义本质弊端的大问题：劳动者收入不够，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消化生产的产品，出现产能过剩、赚钱不容易、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速下滑等宏观经济问题。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随着体量暴增，速度下降，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建设接近完成，压低工作报酬的策略“边际效应递减”，好处不多了。工人再肯干活，完成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发展速度也就这样了，到处都是工程奇迹。但是，商品生产能力与普通消费者的收入不匹配的问题，却一年年日益凸显出来了。

我们有足够的外汇，足够的产能去进口资源，生产出让全国人过上发达生活的房子、汽车、消费品。从物质生产力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实力，这个信心要有，很多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差远了。但是，我们没有与发达生活相匹配的收入分配结构，普通劳动者收入即使在多年大幅上涨后，仍然过低。

消费能力不足，还造成一个可能更为关键的问题，投资回报出现重大风险。我们快速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主导进行很多基建项目，靠银行体系创造信用，贷款上了很多工程，政府投资平台负债是非常高的。通过房地产卖地回收资金，发展经济增加税收，再加上金融手段押上未来收益，把循环做下来了。实际是撑得很紧的，有些地方已经把未来多年的经营收益都通过金融包装变现了。国企和民企投资也是讲回报的，生产出产品，要卖出去，投资才能体现价值，一时不顺就要靠银行贷款帮忙渡过难关。

如果因各种因素触发，普通劳动者消费情绪下降、买房投资意愿下降，资金充足的“统计外群体”又只愿意买入最优质资产，那政府和部分企业的投资就会陷入困境。这些困境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暂时稳住，2022年11月M2增速又来到12.4%的高位。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找到迅速或逐渐化解的办法。2021年的时候，问题还不严重，因为卖房卖地回收资金还比较顺利，消费增速还不错。2022年各种情况都不太好，因素叠加，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通过以上分析，从2023年起，经济发展的办法其实已经自然浮现了：大幅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民众消费和投资能力，房地产通过卖房改善行业处境，企业生产的商品顺利卖出回收资金。

有多个有利条件，让这个策略能够起作用。一是我们一直很谨慎，预留了很多手段，可以动用起来。第二，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外部无法搞破坏，也不依赖外部资源，只要防住内部就行。第三，我们物质生产基础是具备的，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一样，只会印钱，没有配套的物资，都是白忙（美国疯狂印钱发钱真能买到商品来扩大消费，是特殊的）。

例如，许多人提出，可以向全体国民发钱，国民基本收入、一次性发钱，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试过。这是增加劳动者收入的一个办法，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应该可以试点。

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体系运行的原理看，产业规模宠大，效率优化得很好，在这个体系里增加劳动者收入，是更好的办法。如果适度允许通胀，因为工资成本只占产品成本的10%，大幅增加劳动者收入是相对容易的。

例如，送快递的一个单赚1元，什么都不变，凭空提价变成赚2元，所有快递员就增收100%。对用户却不会造成多大困扰，25元一单的变26元，大约是4%的通胀，甚至觉察不到，不太可能不网购、不点外卖了。物业管理费稍提一点价，保安和物管就能工资大幅上涨。这样提价给员工增收的机会很多，但是需要企业协调行动，管理者没有动机。

在众多工业产品生产环节也是如此，劳动者增收100%，由于工资成本一般只占产品成本的10%，理论上产品成本上升只会是10%。允许提价10%，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当然上下游行业都提价，通胀会更高一些，但总是比工资上涨幅度低很多的。这也需要产业链进行协调，上下游要配合进行，不能把生产搞乱了。如果某些无力提高工资的行业工人跑掉，倒闭关厂，或者提价的公司需求没了厂子倒闭，经济反而会混乱。这需要政策协调，化解囚徒困境。

中国有世界经济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工业产能，生产者大幅增收的空间极大。具体的细节需要讨论，但是原则上中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大幅上涨应无悬念。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透露，近期将有促进共同富裕的大力度举措出台。从本文介绍的原理看，操作政策空间很广阔。笔者很有信心，中国将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以扩大消费为直接目标，从2023年起引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化解困扰，让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的轨道。

由于2022年基数较低，而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2023年中国将是主要国家里经济增长率唯一高于2022年的。以此为基础，2023年中国推出新的改革措施，将一举扭转内外部预期，粉碎近年来最大一波对中国经济的舆论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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