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供销合作社的概念与想象力

实际上，这次供销社在新闻里大热，有个关键词是“恢复”，指的是供销社基层组织的重建。从供销总社旗下公司来看，从上至下的发展是不错的，在多个行业里都成为领先者或重要力量。但是，历史上供销社最深入人心的还是基层组织，那种从下至上的存在感，多年以后，在农村仍然难有可以匹敌者。

如果供销社是像国企大集团那样，在多个行业发起竞争性大动作，那只是市场经济里具体的企业经营行为，影响是局部的、本行业内部的，不太可能有出圈的影响力。之所以引发热潮，还是因为其深入社会基层的根本力量，很有想象力。

有些人甚至说起回归计划经济、重建国营食堂，这就是过度引申了。供销社系统即使在社区内依靠强大的供应链，建起一些便利店、小区食堂，那也只是中国整个庞大市场经济系统的补充，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绝不可能垄断排他。实际上社会也并不担心，只是好奇看热闹式地提出一些想法。

供销社从性质上来说，就值得仔细讨论。在1979年之前，到底是官方组织还是集体组织就并不明确，不时有变动。供销总社早期名称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合作社的性质。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所建立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英文叫CO-OP，指的是合作性商业机构。现在供销社的英文宣传里都是有CO-OP这个词的，强调商业性质。

1982年以后，供销社确定了合作商业组织的性质，官办改民办，回归合作经济组织。十八大以来的说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所以，供销社未来也一定会是合作性商业机构的性质，不会搞成计划经济。

那什么是“合作性商业机构”？对农村、农业、农民，它的作用是什么？

CO-OP是全球性商业概念。个人拥有企业是独资，多人拥有的是合伙企业。合作社是合伙企业，它的独有特征是，使用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人，拥有并经营公司。合作社自愿参与、自治不受外部控制。合作经济与股份制企业最明显的区别是，参与人不管投入大小，享有一样的权益。

我国的供销合作社，也有“民主、自治、平等”等必要的经营形式，但个人认为入社人重点并非是在合作社里搞治理、选举，而是想获得生产经营上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应该是中国办供销社最重要的出发点，要实质帮助到入社农民的生产经营。

现在的入社协议，看上去就是很正规的合同，分为甲方（XX市供销合作社）和乙方（入社人）。入社是商业社会里的合同行为，不能引申过度，更是和计划经济扯不上关系。入了社，就是说在生产经营上，接受指导、享受服务与便利，这是主要目的。也可以参与选举、参与会议、提出经营建议、了解信息，对于普通入社者，应该是保障自己权益为主，不太可能是想去对合作社本身作出大改变。退社自由，就是简单的商业合同关系。

也就是说，恢复重建供销社基层组织，并不是要搞政治性组织，也不是要改变经济体制。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帮助农民生产经营的基层合作性商业组织。农民可以入社或者不入，但是有和没有供销社基层组织，是两回事。现在中央的要求是，要有，没有的恢复重建。

至于带点洋气的“MINI CO-OP”，其实是供销e家便利店里的无人货架，合作者可以放供销社认证过的货来卖，店主收取一定佣金。这算是新零售业态的探索，比较新潮，几年前社会上热过一阵子，无人售货亭等等。供销合作社概念既历史悠久，又能发展出新业态，但是各个方向的探索还是应该分清领域，厘清概念，混为一谈容易糊涂。

供销社历史上有很多基层门店，现在也有以农村地区为主的约17万家店。有直营店，也有系统内员工的夫妻便利店。门店体系是一个资产，如何发展新零售，线上线下联动，这是许多电商、零售企业都在琢磨的大事，对供销社系统也很重要。但这些门店不是供销合作社的主要意图，最直接的还是要帮助农民生产经营。

前面“832扶贫平台”采购和销售额最高的湖北，就是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做得最多的。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1373个，基本覆盖全省乡镇。加入的农民得到了好处，就可能成为典型，吸引更多农民入社。入社了，生产经营就轻松了，可以干自己拿手的环节，其它环节由供销社负责解决。理论上就是帮助农民生产经营，没有太复杂。

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现在说“恢复重建”，就是之前80年代的基层供销社有不少消失了，湖北1800个基层社减少到696个。一边是基层社在消失，一边是总社旗下的企业集团纷纷发展壮大起来了，这都是供销社系统改开后的发展历史。以前的基层社不适应时代发展部分消失，那现在把基层供销社恢复建起来，要如何适应时代？

这需要一些理论探讨，中国已经前进到了互联网信息时代了，恢复之后的基层供销社，要如何在信息社会中帮助农民生产经营？

笔者在2021年初的《反垄断之外，也要想想怎么让互联网社会主义纵横天下》文章中，对商品供给与需求中间的“渠道”作了深入探讨，虽然不是谈供销社的，但原理对于基层供销社也是有意义的。

前文说了中国的农业人均GDP（除以总人口）在国际上很高，但农民人数也是非常多的，2021年农村人口5.56亿人。这些人很多外出打工了，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数还是很多。中国全球遥遥领先的农业GDP，是靠海量农业人口干出来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群体，人均收入就没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如美国农民占人口比例只有5%，约1500万人，即使中国农业GDP是美国6倍，但是农民人数是30多倍，人均收入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农业又有落后的一面，人均生产力还不够高。

但是就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国家实力来看，大幅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完全有可能。有两个“大招”可以发力，一个是农业科技应用，再一个是农产品销售渠道改革。而这两招，供销社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农业科技应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散户独自不容易干好，非常需要合作。供销社能够提供有效的组织，及时引入先进技术，组织好各种生产流通环节的高效科技应用。实际上中国农业生产的科技味道已经很足了，农机、农技成果非常多，不是以前的落后印象。但是这些科技的推广是要组织的，供销社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对入社人员提供符合需求的科技服务。而且这是合作社，入社农民是有发言权的、自主经营的，可以提建议给反馈，不是盲目听从计划指令，有问题完全可以改进。

一些IT企业发展农村电商，主打的就是渠道。有些直播带货也会卖农产品，开发了新的销售渠道。这些企业或者新渠道，基本都会说，宗旨是帮助农民，而且确实有不少相当正面的案例。但是也有时会闹会风波，如不久前的玉米事件，品种、成本和售价不停反转。

从根本上来说，互联网渠道以及传统渠道，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在中间收取利益。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买家和卖家互相知根知底，渠道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搓合成交，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利益，这是合理的。但是，企业是去主动扩大这种不对称，还是去消除不对称？这就是难以回答的灵魂问题了。

实践中人们会发现，“扩大信息不对称”的操作会是资本主义的选择，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满足股东利益。这体现在国家之间的渠道冲突，一国内部利益集团也对渠道非常看重。有时随着科技发展，好企业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击败坏企业，占据市场。但这是科技带来的变革，企业本身会倾向在新的信息水平上，把“信息不对称”恢复重建，各种让用户不满的操作又会出来，让利变加价。

对这个问题，供销合作社能给出更好的回答。合作社的原则就是平等，不管投入多少，入社人的权利是相等的，理论上就享有同样的渠道信息权。如果供销社系统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管理发掘水平做得好，社员就直接受益，不是转头用这些信息去忽悠社员。

而IT电商企业、直播带货主播这些渠道，不太可能把核心商业信息给客户分享，除非也学着搞合作性商业组织。如果能有这样的发展，那供销社基层组织恢复重建的意义就更大了。

中国还有很多农民刚刚脱贫，需要找到方法奔小康、致富。农民群体不仅要贡献出全球最多的农业GDP，而且人均生产效率、人均收入也要提升到中等发达水平。科技应用和渠道信息，就是农民提升收入最可以依赖的手段。相信供销社系统与其它社会企业，都会以合作的精神，帮助中国农民实现发展目标，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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