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懂事还意味着觉察到自己的处境和责任，因而也意味着自立，不给家里添麻烦，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这一点对底层子弟尤其重要。他们并没有因懂事而完全同化家庭的行为模式，而是明白自己的独特性。结果，学习上的独立、不惹事，就成了他们基本的行事准则，“不懂事”则意味着依然过一种任性的生活。一位受访者谈到：

“跟我哥关系好一点，我弟没那么懂事......弟弟毕业后在建筑公司，做得不如意，就回家了，打点零工。他以后怎么自立呢?我去过很多次，他做得不满意，他社会经验又没有，他觉得不爽那就不做。”

最后，懂事意味着回馈。说一个人懂事就意味着说他不只想着自己，说话做事能够超越个人利益，考虑到共同体利益。正是在这里，一个展露全新面貌的世界诞生，指引着农家子弟的行动。这时，他们就开始走出狭隘自我，最终走向了一个新的道德世界。

底层家庭的关系结构

懂事意涵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进一步关注这样一群农家子弟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他们与父母的关系结构。在社会底层家庭中，父辈忙于田间劳作或外出务工，家庭成员往往“不得全聚”，生计方式甚至决定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安稳吃顿饭的时间都是难得的。父母和孩子常常在家庭中缺乏足够的语言交流，经常只能借助于做事来说话。一位受访者谈到：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回家时我爸给我买肘子这个事情。真的好多他说不出来，他表达不出来，他就只能这样以做的方式吧。......我爸不是年龄大了嘛，他会有点驼背，然后还有点缩了，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了，现在我会比他高。会觉得他就变成一个佝偻的小老头的状态，然后提溜一个兜兜回来。他会叫着我的小名说，猴儿，我又给你买肘子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

“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亚普罗(阿波罗)式的，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化，作为生命的主脉。因此“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在表面上流露”。不仅是两性之间，乡土社会中父母和子女间的情感也总是持保留态度和向内收缩的。在访谈中有农家子弟这样谈及他们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和父母间较为亲密举动的态度：

“我和我妈妈从来没有拥抱过。和我爸爸就是那次他从中国来美国，在机场的时候拥抱了一下。”

“我就是做不来(跟我爸抱一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阻止我。”

而对于中产阶层家庭来说，亲密、轻松的亲子关系始终是其教养方式的核心要素，包括“随时来个拥抱”“常说我爱你”“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专注倾听，平等交流”“不为爱预设条件”“在孩子需要时尽力陪在他身边”“寻找和孩子的共同语言”。

很明显，“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亲密接触、拥抱、陪伴都仰赖父母是有“工作”的。有工作意味着“有固定工资，不是靠天吃饭，没有繁重的体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时候和专门的用以陪伴孩子的闲暇时间和心情。

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的农家子弟崔庆涛表示“走出大山我也会回到大山”

而农家父母是要“劳动”的，劳动意味着“不能旱涝保收，必须看收成”“靠力气吃饭，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没有公共保障”。不同的教养方式为“儿童及以后的承认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中产阶级式的与孩子之间亲密而轻松的亲子关系在农村家庭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即便实现，对于农家子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也是不自然的。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曾区分了两种家庭类型与相应的交流结构，一种是个人中心型家庭，一种是地位型家庭。在个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员的内心世界通过交流结构而可感知，言语是实行控制的主要媒介。而在地位型家庭中，儿童得到的是强烈的社会身份感。相较于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农家子弟显然身处于地位型家庭。他们身处的文化情境和家庭关系结构决定了他们需要独立、自主、懂事。但当一个农家子弟懂事了，他也就内化了一种道德律令，便很难再接受自己不懂事，也会因为自己不懂事，或者事后觉得自己不懂事而感到愧疚。懂事框定了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又压抑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情感表达，这些情感往往缺乏出口。

难以言明的爱与怨

有研究者认为：“命运共同体是劳动阶层取得教育成功的核心力量”。确实，当一个农家子弟懂事时，也就意味着他/她与父母真正在生命上相连接，构筑了一个充盈着爱、牺牲和愧疚的命运共同体。多位受访者谈到：

“愧疚的事情就是从小到现在一直在校读书，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回报父母。”

“有些事情不会去想，比如出国的事情......我现在的这种状况，让我去考一次托福，都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钱。我都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旅游。主动的旅游，就毕业旅行一次吧，从来没有过......我还考虑过要不要读研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想要去工作，为家里分担一点负担吧。”

“另一位我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没有进过学校校门的农村妇女，却集中了传统中国母亲的几乎所有优点。假如我身上还有一些勤奋、简朴、坚忍的气质的话，无疑都是来自于她的影响。如果不是她苦心经营着家庭，恐怕我初中毕业时便离开了学校教育体系，存在这世界上的可能就是一个在生产车间劳作或在田间劳动的我了。可惜的是，我总是无心于名利，可能永远也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她丰厚的回报。此处的几行她永远也不能认识的字，就当作我自己的赎罪与忏悔之举吧。”

农家子弟因家庭为自己求学所做的牺牲背负上了沉重的道德债务，这使得他们容易形成对家庭的愧疚感并“自然”形成了一种回报家庭的心理需要。有研究者也认为农村学生形成了一种“自我牺牲”的意识，高度自制，有一种普遍的“报恩”心理。

这种愧疚感还会引出一种背叛的感觉。法国小说家安妮·艾诺(Annie Ernaux)的描写尤为细腻传达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她在父亲死后，写下了自传体小说《位置》。在第一页上，她引用了尚·惹内(Jean Genet)的一句话：“在我们违逆背叛之时，写作是最后的倚靠”。在文中，她则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礼拜天，在回程的火车上，我逗我的儿子玩，好让他乖乖的不吵闹，头等车厢的乘客不爱噪音，不爱小孩动来动去。突然间，我愣了一下，“现在，我还真是个中产阶级”，还有“一切都太迟了”的想法，猛然上心头。......他拉拔我长大，就是要我能享受这些他一无所知的优渥生活。......说不定他觉得最骄傲的事，或者说他存在的正当性，正是：我属于鄙夷他的那个世界。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取得高学业成就虽然契合了父母的愿望，但也与此同时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远，背离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他的母亲、他的姑妈、他的父亲”。在漫长求学旅程中，家庭命运共同体也在累积着裂缝，另外一种感情在悄然生长。随着子女离家，步入大学，农家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

相比于中上阶层父母对其子女经济、专业知识以及人生决定的全方位支持，农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谈专业知识，也不懂得他们的孩子究竟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只能坦承“爸爸也帮不了你了”，让子女自己来拿主意。而子女也清楚知道“父母帮不了自己”。相比于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事无巨细的指导，农家的父母们也容易显得对子女“漠不关心”。这很容易使得农家子弟产生自己的父母不够关爱自己的感受，心生怨念。

这样，农家子弟的怨就处于复杂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深知父母的难处，自己不该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体尝因父母能力和家庭资源匮乏所带来的失落，总会生出怨。最终，这种怨就成了不能言说的怨，深藏于心的怨。两位受访者谈到：

“初二期末成绩不错，于是，就有县城一中的老师想让我转去县城，我父母让我自己选择。我很犹豫，最后，我没去，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舍不得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们。中考后，有机会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基本就是高考工厂那种类型)，暑假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但那一个星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都不敢接父母的电话，因为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在那里，我也见识到了，自己和城里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一直徘徊在对父母的敬爱和怨恨之间。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一样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内心郁积的怨恨已经让我无法和他们顺畅地交流。每次回家都只是简单的问候，一点儿都不说学校的事情。”

农家子弟通过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感受，通过自我剥削满足他人来获得认同，延续了对懂事的追寻。爱不表达，恨说不出口，不理解和怨恨也压抑着。但长此以往，致使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断裂。

2006年8月2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劳务市场里，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蓝田县文科状元、普化镇马楼村农家子弟郝西宏为了能上大学，跟着父亲在西安打工拆卸旧门窗挣学费。（视觉中国）

被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常常忽略的是，父母很多时候也不愿影响他们，几乎同样的“报喜不报忧”。双向的“报喜不报忧”，带来的是关系的疏离，是不相交的爱。在访谈中，有受访者就谈到自己“既感谢家庭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特点又有时候受困于其粗糙和无序”。农家子弟对家庭的感恩和愧疚、无法言说的爱恨就这样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甚至催生出多重的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