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大刀阔斧推进工业计划时，最关注的几个地方，一是首都圈，即首尔周边，二是庆尚道地区。前者作为首都，无疑需要现代产业支撑。从人口因素来看，目前韩国总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首尔及周边地区；朴正熙时期的状况也相差不远，1/3在全罗道，1/3在庆尚道，还有1/3在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等地，拥有全韩1/3人口庆尚道肯定需要支柱产业。再者，朴正熙以及之后上台的全斗焕，政治根基都在庆尚北道大邱一带。所以，围绕大邱，在大邱周边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环形工业园区。

截图自谷歌地图

在大邱北边的一个地方——龟尾，集中发展电子产业。这是从朴正熙、全斗焕一直到后来的继任者延续下来的，因为毕竟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再要进行大规模迁移就非常困难。在龟尾集聚了一批显示屏、手机等生产企业，三星智能手机工厂就设在这里。三星为了收益率，针对附加价值低、价格相对便宜、非最新技术的产品采用代工制，比如中低端智能手机、半导体、三星动力电池工厂设在中国；但对于高端智能手机，为了保证稳定品质和品牌形象，仍由自己生产，而这些高端智能手机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龟尾。此外，像LG显示屏生产厂也在龟尾。

从大邱往东，有一个城市是浦项，虽然浦项靠海，但因为离釜山比较近，所以没有特殊必要发展物流，况且当地本身的交通条件一直不怎么好。

浦项的经济产业主要是渔业，同时是韩国海军陆战队的始发地，当地最有名的就是浦项制铁厂（POSCO），地位相当于上海宝钢，浦项制铁厂是朴正熙一手推动的，工厂启动资金就来自日本支付的战后赔偿金。朴正熙当时的考虑是，工业生产，钢铁是必需品，若过度依赖进口，本国产业链很可能会遭受变动。浦项制铁厂建成后，浦项就成为韩国的一个钢铁城，后来韩国现代汽车创立的子公司——现代制铁，也在浦项建立工厂。

再往东南角看，就是蔚山，这座城市是以现代汽车为核心的汽车城。

龟尾、浦项、蔚山都是相对比较老的工业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现在，这些城市之间都通高铁，只需20分钟就能到达；过去没有高铁的时代，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釜高速于上世纪60年代通车，从首尔到釜山。高速公路通了，物流自然也就通了，京釜高速正好将上述各工业园区连接起来，从首尔往南，先是龟尾，再到大邱，经过蔚山，最后到釜山；即便是高速公路，相互之间的车程也不到一小时。另外，差不多同时期，韩国第一辆国产汽车也正式下线，叫“始发汽车”（sibal），因为名字的韩文发音经常被笑话。

始发汽车

韩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整个经济架构中，95%的中小企业为5%的大企业打工，这些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上下游，尤其是制造业，这一趋势相当严重。汽车、电器、手机等等，都需要大量零部件、电子元件，这就牵涉到谁来制造的问题。

韩国历史上也曾饱受技术封锁之苦，现代汽车、三星芯片在刚起步时都吃过苦头。有段时间，韩国尚未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车企主要依赖于和日本的合作，比如韩国新进汽车曾跟日本三菱搞技术合作，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时，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不允许跟“南朝鲜”、台湾地区有技术合作的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随后日本三菱汽车就中断和新进汽车的合作，最终导致新兴汽车破产。

后来，这也促使现代汽车下定决心，必须自己开发发动机，自主掌握整个零部件体系。一直到现在，韩国车企仍有一个显著特点，比如要在某地建厂，就要同时带着一批韩国零部件工厂一起搬过来，像韩国起亚汽车在江苏盐城建立工厂——东风悦达起亚，以至于盐城出现了一条韩国街。目前，中国9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是跟着韩系车企工厂进入中国，现在是这样，以前就更是如此。相类似的，韩国电子工业的零部件厂都建在大企业工厂的附近，目的也是为了加强绑定。

当然，随着中韩之间交通物流运输的便捷化，上述情况也逐渐出现变化，一些韩企把工厂设在中国，从韩国本土供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现代汽车停产的一个原因就是，零部件设备工厂建在山东，中国因为疫情停工、无法供货。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韩国的零部件企业与韩国整车厂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了韩国经济结构的这个特点外，当地有一个先天条件：农村，多山，交通不畅，导致当地低价便宜，也有富余劳动力，毕竟上世纪70年代，韩国人口还不像现在这样高度集中到首尔周边。所以，很多为大企业工厂提供零部件的小工厂就开始落户庆尚北道大邱周围。不过，就整体格局来看，庆尚北道大量分布着的还是农业地区，比如大邱北面的清道郡，也是此次韩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仅次于大邱的，清道郡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苹果。

图自钢材价格网（注：韩国“岭南地区”，太白山脉以南地区，即庆尚南北道地区。）

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大邱发展成了一个消费枢纽型城市，周边工业城市里面的人日常消费就去当地最大的城市大邱，距离近，车程大约半小时，吃喝玩乐的多样性也不比首尔差，甚至有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班族就选择住在大邱。

大邱的经济结构重心，逐渐从轻工业转向服务业。不过，与此同时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邱的人均GDP在韩国几大直辖市中的排名最差，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支柱性产业，而周围工业城市GDP都直接为庆尚北道或者邻省做贡献。

大邱过去也发展过金融业，但金融业规模很小，毕竟韩国地方就这么大，尤其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需求没这么大了，比如首尔的大型金融机构直接在地方设立分支就行。这个风潮其实是1980年代全斗焕执政时期推行起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每个省都要有一个地方银行，当然全斗焕这个政策背后目的是为了获得地方支持。

大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大邱银行，但大邱银行的最大收入不是来自大邱，而是来自大邱周边的几个城市，当时有一个说法是，在大邱以及庆尚北道南部比如浦项、龟尾，大邱银行的网点数量比当地居委会数量还多。

金泳三（左）和金大中 图自韩联社

自19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向庆尚道倾斜，引发了全罗道的不满。因为当庆尚道搞产业开发的时候，全罗道还是农业地区，只有全罗南道靠海的一块是稍微有些起势的，像丽水、光洋主推化工业，附带一些钢铁产业，但量不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地方的人跟全罗道其他地方的人关系并不亲近。试想，全罗道内部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全罗道如何看待庆尚道了？

第二，是韩国政治人物的纷争。1987年全斗焕下台，当时韩国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一批搞民主化运动的人士，所以也是产业化一代让位给民主化一代。当时民主化人士中名望最大的是两拨，一是金泳三，一是金大中。同时，右派势力、产业化这一代，推举出了卢泰愚，但从政策上来看，卢泰愚和全斗焕是拉开距离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行之。

但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存在谁先当总统之争，挑动起了全罗道和庆尚道之间的矛盾——金大中是全罗道人，金泳三、卢泰愚是庆尚道人，其中金泳三是庆尚南道人，卢泰愚是庆尚北道人。

一方面卢泰愚和金泳三不断挑动对对方的不满，另一方面在卢泰愚执政时期，卢泰愚的政党和金泳三的政党合并，在韩国政治史上被称为“三党联合”，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以庆尚南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以庆尚北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和以忠清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实现三党合并，一起攻击以全罗道地区为根基的政党。这种政治格局和政治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韩国政坛。

当然，庆尚北道对左派政党的仇恨是大于庆尚南道的，尤其以大邱为首。大邱人心理上总觉得我们为产业化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是有不满情绪的。前总统朴槿惠，从大邱起家，很好地瞄准了大邱市民的这种心态，曾在大邱三次连任议员。

所以，从政治光谱上来看，最右的也是庆尚北道，以大邱为中心。相对而言，庆尚南道右派势力的历史不是很长，因为很多人的政治立场跟随金泳三。不过，这几年，随着庆尚北道工业区的转型，成立了很多研发中心，比如龟尾，不少年轻人到这里工作后，也让右派氛围有所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