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8.6岁，相较于2019年的77.3岁，五年进步了1.3岁，继续保持着进步的趋势。

要解释一下的是，预期寿命不是简单按照去世的人进行平均计算，而是根据每一个年龄层的死亡率进行计算，预测新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用来描绘寿命的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发展状况。

根据美国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的数据，202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5岁，2021年这一数字只有76.4岁。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这一数值为78.8岁。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9日发布《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

很多人会说，那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岂不是已经超过美国了？

实际上，关于世界各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各个统计机构的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中国在这个排行榜里究竟排到多少位，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有一些出入。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距离美国已经不远了。

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一直保持着进步趋势，这在当下是极为不易的。当然，每当有这种新闻时，总会有人质疑，说这样的统计数据能说明的很有限。这种质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个统计数据能说明的东西总归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不妨来谈一谈，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进步，究竟能说明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平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和其他平均指标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算是再怎么有钱有势、医疗条件优渥的人，寿命依然是受到生物学基础限制的，超级长寿者往往和基因与环境关系更大，所以相较于其他社会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说是最不会“被平均”的一个指标。这意味着，这个指标比起其他平均指标，更能表现社会分配的平均性。

如果纵观全球各国的预期寿命曲线，我们会发现，各国的预期寿命都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在发达国家，这个时间往往是工业化实现之后，而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则是普遍发生在二战之后。这其实倒也很好理解，毕竟在农业时代，人类预期寿命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儿童早夭，一旦能改善这方面的数据，那么无论以哪个寿命指标，都会看到快速增长的曲线。

只不过，如果把寿命的进步单纯说是工业化的成果，那就有失偏颇了。虽然无论是医学条件还是社会条件的进步，都需要工业化作为基础。但是如果回顾欧洲工业化早期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与医疗条件可以说是糟糕透顶。1820年前后，西欧地区———从长寿的瑞典人到短寿的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只有在基本的福利制度建立之后，这方面才有所改善。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工业化之路相较于当年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却很快，很大程度在于，我国以当时有限的工业基础，尽可能实现了基本药物的国产化，同时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地向基层分配，建立了像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制度，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赤脚医生能提供的医疗服务十分有限，爱国卫生运动的卫生知识也非常基础。但是在当时，却是给广大农村解决了有无的问题，要知道就是这么简单解决有无的问题，就可以拯救大量可能早夭的儿童；而看起来简陋的爱国卫生运动，则消灭了影响很多地区数百年的地方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让大多数人尽可能得到医疗服务的最好办法了。这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是返璞归真，回归了医学的本意。

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东方IC

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很多项医疗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说单独哪个技术特别重要的，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预防接种技术。从50年代起，我国逐渐实现了多种疫苗的国产化，并且开始了全民预防接种的过程，无数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乡村，为人民群众进行接种。在60年代，靠着这样的努力，我们消灭了多种烈性传染病。而且这样的努力一直在持续，直到2000年以后，我国建成了全国覆盖、全年龄覆盖率的计划免疫体系。这五十多年的努力，在人类医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当然，前人的成功虽然伟大，但我们总会遇到新的问题。就像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医疗技术的投入存在边界效应。初期一点投入就能得到回报，但是后面投入很多才只有一点回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医疗系统面临全新的挑战：

虽然我国的预期寿命依然在提高，但是在老龄化的大前提之下，面对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慢性疾病为主的新局面，医疗系统存在大量的盲点；虽然医药系统能大量生产基本药物与耗材，但是新药研发能力有限，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距离巨大；农村虽然有基本医疗，但是谈不上稳定的保障。想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些问题，哪个也绕不开。

好在，在官方引导与医疗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我国的医护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对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还有慢性疾病，积累了充分的经验，而各个医学学科，也建立了整套的人才梯队与培养机制；医药工业，通过参与国际药企的生产，再到仿制，再到研究外包，逐渐形成了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研发与创新能力；而对于农村的医疗覆盖，新农合制度的覆盖广度与深度都明显提高，实现了几乎全面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