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另一面

看起来，张之洞的“书生之气”造就了他的人生，但事实上，张之洞绝非单纯的“儒臣”，只不过相较于八面玲珑的李鸿章，张之洞多了几分书生气罢了。我们必须意识到，张之洞是一个浸淫官场数十载，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的清朝高官。只有如此，才能超脱于进步、改革的所谓“积极面向”更全面、更清楚地看清楚张之洞这个人。

张之洞在晚清政坛很有名望，却一直未能进入中枢政坛，这绝非因为他无意于此。恰恰相反，张之洞极有政治野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失势，张之洞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高，为了掌握舆论动向、把控政治风向，张之洞大笔投资，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安排了可靠的联络人，与自己密切沟通，传递有价值的政治情报。在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能够踩准时机，抛出自己的《劝学篇》，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张情报网必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电报费非常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公文电报也惜字如金，张之洞就曾经因为电报字数过长，被朝廷专门批评。但在传递政治情报的时候，张之洞从不吝啬费用。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方便与驻俄公使许景澄联络，张之洞一笔就汇出三千两白银，专门做为电报费使用。容闳在美国搜集情报，张之洞出手阔气，给了一万两白银，作为托人、车船、电报的费用。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精神尤为紧张，当他得知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赶忙向亲信发电报，要求搜集相关消息，用加急电报发送来。张之洞叮嘱“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学者研究张之洞档案，发现戊戌期间的许多电报都冠以“急”、“千急”、“万急”等字样，想来耗资不少。

就生活作风而言，张之洞向来本人以清廉而闻名，他做了几十年督抚大员，去世时却没留下多少财产，连丧葬费用都是门生、同僚资助的。晚清在华的洋人普遍痛恨清朝官员贪污腐化，但对张之洞却颇多好评。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夸赞张之洞从不贪污，说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了。

张之洞不贪污或许是真的，但钱是否都用在公共事业上，恐怕就未必了。在晚清的官场中，张之洞能够连任几十年的封疆大吏，自然少不了上下打点。只从张之洞自己的记录中，就能看到很多痕迹。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提醒派到京城的亲信，要给同乡京官送礼。第二年开春，张之洞又让侄儿给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补送“炭敬”。诸如此类的“常规孝敬”，显然是不少的。

对于赏识的人才，张之洞也不吝啬花钱。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就从张之洞那里拿过每年600两白银的礼金。朝廷里的同乡、亲友、清流同党，还有中枢官员，都是张之洞的重点送礼对象。遇上慈禧太后的寿诞，张之洞更要精心准备贡品，绝不落于人后，更不可能在乎银两。

影视剧中慈禧太后的奢华生活

张之洞广收情报、大把撒钱，虽然未能把他送入中枢，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南洋华侨邱菽园，曾经全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但在张之洞的策反与收买下，最终不仅与康有为绝交，而且公开刊文，大骂康有为。

成就是相对的，张之洞的“书生之气”、廉洁自律也是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与李鸿章的本质差别并不大，都是渴望权势与地位的帝国官员。在后世，他们的影响力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源自处事风格、性格气质，以及各自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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