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为何难传世

就思想而言，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是在宣扬最传统的忠君理念，与维新变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他所谓的“旧学”、“新学”，只是换了一副样貌、加了若干因素的“新洋务”罢了。

正因如此，尽管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盛赞张之洞“有天下之望”，但维新派并未真正指望过张之洞。张氏固然借维新之机扬名天下，但要盘点他的历史功绩与名望声闻，还要回到洋务运动。

张之洞着力于湖北，特别是武汉的近代工业建设。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后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说的就是汉阳铁厂，以及此后诞生的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也在湖北发展了近代轻纺工业，比如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局。在他主政期间，一批民营工商业也在武汉三镇蓬勃发展，出现了早期的民营水电公司。进入20世纪，经历了庚子事变的冲击，张之洞认为铁路极为重要，是国家富强之根本，以高龄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之洞在文教方面的作用也值得重视，担任督抚期间，他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今日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追述校史，都会关联到张之洞创办的学堂。

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奏请变革科举，此后又多次建议减少科举名额，多开新式学堂。1904年，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得到批准，清朝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逐步减少科举名额，改由学堂取材。一年后，由袁世凯带头上奏，清朝最终决定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宣告终结。

《张之洞》剧照

张之洞的业绩固然不止以上几点，但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业绩，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特点。一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在发展洋务、兴办教育等方面颇有贡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有资格位列“中兴名臣”之列。但另一方面，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张之洞并不是这些事件中的唯一重要人物。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粤汉铁路贯通时张之洞早已作古，意义非凡的废除科举也被袁世凯摘了桃子。

或许正因如此，后人审视这些近代化事件，无论好坏，都很难把张之洞视作唯一的“责任人”，对他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太深。

就人物形象而言，张之洞也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庚子事变结束后，中外合议，李鸿章任“全权大臣”，张之洞受命“会办”。两人讨论议和条件，意见多有不和。李鸿章向中枢抱怨张之洞不懂变通、不明实事，“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得知此事，对自己的“书生习气”不以为然，表示“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李鸿章（资料图）

这场口舌纷争呈现了张、李二人在性格与气质方面的差异，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实践之人”，“最不好名”，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在后人眼中，李鸿章是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专业户”，自然“大名鼎鼎”。但同时，李鸿章也是顶住压力，力促洋务的中流砥柱，同样名声显赫。反观“书生之见”的张之洞，虽然也做了不少事，但因为缺少性格色彩，反而难以留下印象。

晚清渴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名臣，即便是“风雨糊裱匠”李鸿章，也能多少顶用一会儿。此等，张之洞似乎难以承担。清末有种说法，李鸿章是“开目而卧”，意为他了然时局，但困顿于现实，终究无能为力。对比之下，张之洞则是“闭目而奔”，说他名曰维新、改革，其实一切茫然，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评论张之洞是“儒臣”，曾国藩、李鸿章是身系国家的“大臣”。因此，虽然同为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名声逊色于曾国藩、李鸿章，可以说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