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自有文明以来，如何看待世界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文明交流并不顺畅的古代，人们的认识观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古代中国，以“华”、“夷”作为区别，形成了所谓的“华夷之辩”。19世纪初期，欧美国家出现了称作“文明等级论”的认知观，他们按照发展水平的差异，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中国古代的华、夷具有高下之别，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下亦是贵贱分明。看起来，似乎中外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加持下，曾有许多中国人追捧“文明等级论”，视其为认识世界的正确理念。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等级论”非但救不了中国，还会把中国拖进殖民主义的泥潭。然而，当“华夷之辩”的旧思维被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之时，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会转向“文明等级论”？“华夷之辩”与“文明等级论”真的相连相通，乃至于可以无缝对接吗？我们不妨回到历史，探讨答案。

“华”、“夷”的等级与区分

至少从商周时期开始，华夏民族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华夷”概念。所谓“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活动在华夏文明周边的部族，都是夷狄、戎狄、蛮夷。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说得很清楚：“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蛮夷戎狄和中国是泾渭分明、相对对峙的两类群体。

在华夏的话语体系中，作为对立一方的“夷”承担了各种意义上的反面角色。春秋时期，管仲说“戎狄豺狼”，与之相对则是“诸夏亲昵”。孔子完全赞同管仲的观点，更直白得阐述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看法。可以说，至少从先秦时期开始，“华”对“夷”的歧视就已经公开存在，而且蕴含着高低贵贱之分。

华夏鄙视、敌视，乃至仇视蛮夷，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频发的战争。在传统时代的生产力下，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出于各种原因，时常对农耕民族发动充斥着杀戮与破坏的掠夺战争，使华夏产生了“戎狄禽兽”的观感。有圣君之名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戎狄人面兽心”，情感倾向，可见一斑。

《步辇图》局部

随着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不断完善和转型，“华”与“夷”共同存在，而地位之别、高低之分也变得更为清晰。宋代石介做《中国论》，表述“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华夏与四夷决不可混淆。继而延伸，“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华”与“夷”一高一低，格外分明。

在讨伐元朝的檄文中，朱元璋高高举起了“华夷之辩”的大旗，他说“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以此否定蒙元的合法性。其实，在更多的场合下，朱元璋一再说过元朝兴起是天命，自己能够取而代之，则又是另一场天命。

但无论如何，当出现民族之间的战争时，“华夷之辩”都是一把有力的武器。

话至于此，可以看出“华”与“夷”的区分古已有之，而且防范甚严。就此而言，说“华夷之辩”具有等级色彩并无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华夏与夷狄，是以什么标准来区分的？是不是和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一样，按照地域、人种、血缘划分呢？

众所周知，孔子做《春秋》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中也包括华夷观。对此，韩愈是这么解释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倘若华夏的诸侯“用夷礼”，那么他就成了夷狄。反之，如果夷狄“进于中国”，那就成了华夏的一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韩愈是唐朝人，李唐皇室都有胡人血统，观点难免偏颇。那么请看宋代大儒程颐的说法：“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倘若“失礼”，就会由“华”降为“夷”，甚至再沦为禽兽。因为要避免这种沦丧，所以圣人做《春秋》，而且“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辛弃疾的好朋友，志在恢复中原的陈亮曾经给宋孝宗上书，论及华夷问题，陈亮说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全面学习华夏文明，于是成了中国之主。而当时的南朝政权虽然血统、法统来自华夏，却因为文明堕落而“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

总而言之，在“华夷之辩”的话语体系中，确实具有华高于夷的等级观。但无论是中华、华夏还是中国，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或者种族概念，更多是文化、文明的概念。就根本而言，这与“文明等级论”的等级观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