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稀少，军队粮饷供给又极为困难的西藏，清朝也努力维持中央的军事力量。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欲反叛，驻藏大臣就是依靠为数不多的驻军将其诛杀。直至清朝灭亡前夕，驻军西藏、控制藏区仍然深为朝廷所重视，光绪末年整顿藏区事务，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派川军驻藏。

较之于历代，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最为积极。特别是西北战事结束后，清朝对边疆的治理思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超越了长久以来“羁縻为治”的间接管理政策，转而派遣官员、驻扎军队、整顿地方，积极主动治理边疆。也正是由于这些更为有力的治边政策，才奠定了此后百年大一统疆域的稳定，其中许多历史遗产，更是遗留至今。

五世达赖喇嘛画像，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贡入清宫。图自故宫博物院。

清王朝的治边理念

当下探讨清代的边疆问题，一个难以回避的热点是“新清史”。最近二、三十年来，“新清史”发明了诸如“想象共同体”、“国族目的论”等词语，为许多学者所反感。由于海外某些人妄图将他们所阐释的清代历史平移至当下的民族与边疆治理，“新清史”又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对“新清史”的批驳虽然言辞激烈，却掉入了对方预设的“陷阱”。特别是带有民族情绪的反击，对清朝边疆治理的彻底否定，因为“汉族中心主义”的嫌疑，嗓门很大，在事实上却没有说服力。许多社会舆论看似热闹，其实是在给学术辩台上的中国学者“帮倒忙”，甚至是拖后腿。一些不怀好意的“海外学者”，早就已经把中国舆论场上的“热评”当成了扣帽子的绝佳弹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清史”对于清代边疆、民族的解释，归根结底是以西方历史既定的发展框架，来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威权倾向。在别人精心预设好的框架里，无论你是要辩论“威权”，还是争辩“发展”，哪怕是探讨什么是“中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重要是“破局”，而不是在别人预设好的陷阱里回怼。

学术框架是一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内。具体到清代边疆的治理问题，一种可能更为合理的思路，是从中国历史发展延续出发，解释清王朝治理边疆的理念，进而阐释清代的边疆和民族问题。

在先秦以来的传统观念中，边疆意味着“华夏”与“夷狄”，但早在唐宋时期，这种观念就已经出现了变化。比如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初期他们自认为“蕃”，但宋辽议和前后，契丹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夷狄”，到辽后期，他们更认为自认为是“诸夏”的一部分。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四夷，就引起了辽朝官方的极大不满。

到了清代，这种“华夷之辩”的观念更受冲击。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着力于洗脱“夷狄”的痕迹。与“华夷融合”的统治思想直接关联，“夷狄”所居的边疆，也在清朝得到了高度重视。清朝初年设立理藩院，显示出了要认真治理“藩地”、促进边疆与内地一体治理的倾向。

历代王朝大多袭用“以夷治夷”的思路，以本民族治理本民族事务，所谓“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即是如此。这种思路虽然有利于减轻中央的负担，但却放弃了国家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在处理西南土司问题时，清朝君臣充分体会到了“以夷治夷”的弊端，他们的选择是回归“大一统”，将“夷狄”融入“诸夏”，从而实现更大的一统。清代中叶的许多学者、官员都提出了“以汉化夷”的办法，包括改土归流、兴办学校、以汉人充实夷地等一系列举措。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图自故宫博物院。

在以往羁縻政策的治理下，边疆地区即便稳定，也往往是暂时的。诸葛亮平定南中，也不过是“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康熙、雍正、乾隆君臣所追求的，显然不是“粗”。在西北，三朝耗费巨额军费，历时半个多世纪，彻底结局了准部、回部的问题。在西南，雍正朝同样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鄂尔泰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以“永安”取代“粗安”，可谓是清代治边思路的重要变化。

总体而言，清朝统治者有意逐步破除“华夷之辩”，但其终点绝不是建立一套所谓的“内亚”体系，而是实现更为广阔和强大的“大一统”格局，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因此，阐释和理解清朝的边疆政策、治边思路，本就无需建构新的架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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