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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甘肃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全景 范培珅/摄

向内还是向外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江门、刚转移至此不久的企业。这栋厂房的“前主人”是一家2012年前从东莞转移而来的鞋厂，2016年又转移到越南。

郴州适美手袋有限公司正考虑在越南建一个加工厂，“虽然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省份依然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红利正逐渐打折扣甚至消失。”总经理陈集灯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仍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吸引许多沿海企业的直接原因。

“招工难”在内地也频亮红灯。调查显示，现在内地招工难不比沿海轻松，一是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二是农村二代三代工人一般都向往沿海城市生活，不愿留在本地；三是一些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对工人来说，长期稳定有事做才是最吸引人的；四是内地一些地方社保缴存比例较高，间接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供地荒”也在内地时有呼声。土地是吸引沿海部分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各地招商引资或企业升级提质往往受制于“用地”瓶颈。

中部某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本市面临“用地严重不足”的考验。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因用地不足或用地审批期限过长而“悬在半空”，致使项目无法落地。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产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企业选择提早将企业迁至东南亚国家。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仅可以免去现有的美方加征关税，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人力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抵销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损失。

在湖南省郴州市一家服装加工企业，农民工在车间作业

不过，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在越南等国家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是，当地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管理理念的排斥、守时信用等认知差异。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降低的还有生产效率。”

湘南一位做手机的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他熟知的一位同行将工厂搬去东南亚，原材料在中国，要海运过去，损耗30%，快“拖死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风式”配套型企业。

湖南宜章一家电子工厂的总部在广东东莞，该厂管理人员反映，他们一直在给台湾地区一家老牌知名电子企业做供应商。当“老大”已经布局印度和东南亚时，他们一部分产能也跟着迁徙。

转移企业的“存活期”有多久

为了追逐低廉的生产成本，一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流动而来的企业，如今流动到中西部。当中西部地区包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之后，它们能停留多久？有多少能够扎根，多少就此消失，多少继续远走他乡？

2008年，记者到湖南南部某县采访时，当地政府官员正为引进“第一个外企”而倍感振奋。他向记者谈道：要敢于对转移来的企业“让利”。2019年，记者重访这个县时，听闻这个曾占据所属地级市外贸半壁江山的企业，在数年前已经关停。

这个县的经开区内，2016年有两家税收贡献较大的鞋厂，已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分别于2011、2012年从广东而来。“招工难度增大，劳动力成本增高，是他们转走的重要原因。”当地经开区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走。”

他坦言，近20年来，所在经开区招商引资经历了从“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阶段，到现在选商的转变。

2012年，记者在湖南南部另一县工业园区采访一家从广东而来、成为全县引进产业转移标兵的香港制衣厂。2019年，记者了解到这个企业由于受制于订单减少、工业园交通不便等因素，已经将原厂房闲置，苦守在县城分散经营。与它同期转移而来的鞋厂、制衣厂也大都搬走了。形成明显对比的，这些年当地引进的一批电子生产企业经营形势较好。

扎根湖南省宜章县多年的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谈到未来发展时心有隐忧。产品售价会不断下降，人工成本增高，怎么办？企业的对策为两条：一是提升自动化水平，省下人力成本；二是做大市场规模，不辞退员工。

他谈到，同行一家企业从深圳宝安转移到江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生产，做不出产品，置身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他赞同沿海企业在原地生产的同时，在内地扩建新厂；如果全部停产后新建，中间可能出现脱节。

蓝思科技转移到湖南13年，截至2019年6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00多件，产品由智能手机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为湖南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但并非所有转移到内陆地区的沿海企业，都能够在转型中不断走向制造业的高端，找到与当地资源融合的道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也暴露了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一个新问题：转移之后能坚持多久？

“我们是转到湖南，有的同行转到云贵川。从我了解本行业的情况看，有的成功了，有的灰溜溜回家了，失败的占比不小。”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做过一番调查。他发现，转移到部分内陆省份的同行企业出现了一小波回流潮。这些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时义无反顾，但重新迁回沿海省份时也毫不犹豫。

王杰说，转移到内陆地区后，厂房建设、人员招聘、物流通道、客户维护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挑战。“尤其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动辄就是上亿元，如果不能迅速投产，很可能就倒在了第一步。”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认为，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生态，也是决定内迁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想让内迁企业落地且生根，这家企业要么是被相关配套企业包围着，要么就是成为整个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没有快速抵达加工车间的配套零部件，再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再熟练的工人，都难为无米之炊。”蔡勇说。

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需要防止传统产业在空间转换中的简单复制。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冰建议，要努力实现在发展中承接，在承接中提升。“否则，这样的转移将只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简单跳跃，既扎不住根，也留不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