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散的“择地而居”

变成集体的“区域推进”

中西部经济区位的大幅改善，为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唐健看来，吸引企业内迁的不仅是看得见的人工成本低。尽管内陆地区的区位优势比沿海地区略逊一筹，但在高速公路、机场等带来交通便利的当下，区位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甚至填平。

记者调研发现，从沿海地区到湘南地区的产业转移已形成3条鲜明的路径，这3条路径恰恰都是沿着湖南通往广东的3条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之外，中西部地区日益丰富的航线也成为转移的“天线”。

依托郑州航空港连通世界的快捷航运，2010年落户河南的富士康生产发展迅猛，很快使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也使郑州的出口贸易急剧增长。随着高铁轨道不断向中西部延伸，高铁也成了产业转移的新兴“黄金通道”。

众多经过市场洗礼的回乡创业人士，成了产业转移的桥梁。

“雁归兴贵”。从贵州深度贫困的遵义市正安县走出去，农村青年郑传玖在广东的台湾吉他公司从工人做到车间主管。掌握了生产技术的他和家人在广州成立了工厂生产吉他。2013年，郑传玖回到家乡建厂，并带动引进54家吉他制造及配套企业，正安县为此建设了国际吉他产业园。2018年，产销吉他近600万把、产值60亿元以上，解决就业近1.4万人，产品60%外销欧美等地，供不应求，创造了一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县域产业奇迹。

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的统计显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适龄劳动人口近2200万，是湖南省劳动力输出的重点区域。得益于毗邻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南下务工潮培育了大批湘籍企业家、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湖南省持续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促成一大批客商回乡创业项目，有力对接沿海产业转移热潮。

对于身处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企业搬迁因市场转移、成本变动、政策波动等显得有些杂乱无章，那么现在的产业转移一定程度是深思熟虑后的自觉行为，零散的“择地而居”有变成集体的“区域推进”之迹象。

“政府之手”推动“市场之手”

产业转移在国家层面被寄予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期望。

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湘南、江西赣南等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运获批而生。

发挥紧邻广东的区位优势，2019年初，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

产业转移成了江西省政府实施开放战略的“热词”。2019年初，江西省提出“东南西北”对接产业转移：积极“南下“”东进”，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将南昌、吉安、赣州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承接示范地；主动“北上“”西出”，抢抓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机遇，重点承接京津冀地区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商贸物流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

“广东是全国工业实力最强的省份，拥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工业领军企业。我们希望广东企业顺应产业大转移的历史趋势，把更多制造环节布局在贵州，共同打造上中下游产业配套衔接的完整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广东研发贵州生产的产业分工协作模式。”2019年11月9日，广东•贵州“东西协作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广州市举行，贵州省省长热情地向广东抛出承接产业转移的橄榄枝。

如果说，借此推进对外开放、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追逐产业转移的传统动力，那么，脱贫攻坚则成为近年来新兴的强劲动力。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任务”第一项即为开展产业合作。“引进一批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等，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

2019年5月，对口帮扶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广州市白云区，帮助引进了广东彩道集团，在扶贫易地搬迁至县城的兴旺社区设置“扶贫车间”，生产加工小商品，帮助贫困户就近打工。

为解决184万多易地搬迁进入城镇的贫困人口后续生计问题，贵州提出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保障目标。从外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扶贫车间”成了重要手段。

在湖南永州新田县工业园，凯威集团虽然从广东转移到新田县仅一年多，但已响应政府号召，吸纳了58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进厂工作，预计还将吸纳更多贫困户就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企业将得到政府的扶贫就业补助，3年为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借助产业转移大势，一批正在成长、转型或是艰难应对复杂市场环境考验的企业，在新的土壤上扎根抽芽，迸发出新的力量。

正如一家转移到湖南郴州的企业负责人所说：“来了，留下了，就要枝繁叶茂，活得更精彩。”

中篇

转移之困

女工马华朵的家，离厂区4公里，每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回家。

“终于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了。”马华朵说，“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她在广州打工多年，是个相当熟练的制衣工，当湘南家乡从广东引进一家服装厂，她很快做出回乡就业的决定。

势头强劲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地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为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创造了契机。

返乡务工的湖南衡阳农民工包姣丽，在家中抱起自已的儿子

产业转移的大潮正在快速推进，但这种迁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水乳交融”。在改写经济版图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产业转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区域和企业的阵痛。在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产业有序落地，促进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融合，是一道亟待解答的命题。

困境一：

“明成本”下降，“暗成本”上升

——物流成本高。“这里的政府服务好，企业的难点是供应链支持不到。”湖南郴州某县电子厂反映，企业需要从广西一家企业进原料，但对方并不直接送货，因为附近只有自己一家企业需要，量也不是特别大。因此，原料只能通过东莞的总部工厂中转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但是现代物流发展落后，欠缺全程物流服务体系，相应的物流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也较低。此外，相比沿海，通关不便等瓶颈问题未有效解决。

——产业难配套。尽管内陆地区人工成本低，但远离配套企业带来的是管理及物流成本上升。

“以前一个电话可以搞定所有配件采购，现在却需要和供货企业多次沟通，商定发货时间、物流通道。”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说。

自从3年前从深圳转移到郴州后，蔡勇时常为零部件采购伤神。这家企业每天生产手机2万部左右，其中80%销往非洲地区。由于订单十分充足，每天都需确保大量的零部件及时供应。

在蔡勇看来，沿海地区具有成熟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以手机等生产企业为核心、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为外围的“航母集群”。“但在产业转移中，只有航母从沿海驶进内陆水域，其他舰船并未及时跟上，导致整体战斗实力下降。”蔡勇说。

——融资周转难。由于刚刚进入内陆地区，资产尚在逐步积聚，部分转移企业面临融资难题。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反映较多，适合产业转移承接的金融产品单一，难以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转移到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的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说，迁入内陆地区后，购买原材料基本上都是动用自有资金，而在沿海金融市场发达地区，可采取第三方机构垫资的方式。相对而言，内陆地区还没有形成相应的金融生态。

新田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陆军说，在市场的“高山”、融资的“冰山”、转型的“火山”面前，一些转移企业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内陆地区虽然具备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资源，但融资环境仍然是一大短板。

——社保费用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成本敏感，企业利润随市场波动，但企业的用工成本却难以调整。

中部地区一家县级经开区负责人反映，沿海一些城市几个险种加起来，企业为一名工人支付的险费800多元，而在本地仅养老保险一项，就达到同等的费用。中部一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当地企业社保费率为16%，高于深圳的13%，很多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

2019年10月17日，工人在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车间包装金针菇 杨文斌/摄

内陆地区不断攀升的“暗成本”，考验着内迁企业的承受力和耐力。一家已转移至内陆地区企业的负责人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指导线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上升，转移到内陆的先发优势正在削弱。

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邹璇认为，湘南湘西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均月工资低于大湾区500至800元，但这种优势能否抵消较高的企业税费、要素成本、物流成本和“五险一金”企业缴存成本，是对营商环境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