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乳交融的经济新路

在经济道路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式计划经济，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就如同兔不会生角，马不会有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打破了这一“魔咒”，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这一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不但也可以用，而且还可以用得更好。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逻辑不能混淆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增殖，而市场逻辑是平等交易；资本主义是丛林法则，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当然需要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然而，在大多数现代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维护市场逻辑，反而是扭曲市场逻辑，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不等价交换，不是谁贡献大谁回报大，而是谁强势谁回报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能逻辑自洽，社会主义更能维护并增强市场逻辑，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逻辑是共同体逻辑，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因此需要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实现分工协作，需要个体贡献与回报一致的激励机制，需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互促进。同时，社会主义还能从多个层面弥补市场失灵，增强市场有效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上，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成的组合优势上。

第一，土地公有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共同基础，土地成为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财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乡村发展与稳定的根本，为几亿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避免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无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土地公有制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融资工具，为推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发展过程中公共融资工具的缺乏与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很难突破发展的投资瓶颈，很难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活力。国有企业不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力军角色，同时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中国公共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远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高铁的快速发展与4G乃至5G信号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也使得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领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是不能相容的，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计划作为一种制度实验似乎被宣告失败。而中国打破了“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迷思。国家计划（规划）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超级公共政策，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的关键信息是分散存在的，因此试图推进“社会工程”的国家计划将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这种观点缺陷在于，对于经济社会运行有一类关键信息，并非分散的，而是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存在的，即便是所谓分散的、看不见的信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也已经被发现，能够被高效地整合。

中国的创新在于，将市场作为运用“分散知识”的机制，国家规划作为运用“整体知识”的机制，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国家规划弥补了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弥补了市场在非纯私人物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提高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性与统筹性，提高了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能够自发均衡只是神话，例如短期的市场理性，长期看来未必理性，将时间变量加入后所谓的市场均衡往往变成了不均衡。中国有五年规划，这使得中国能够在五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谋划发展，能够做许多短期看起来不合算，但是为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事情。国家规划能够推动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推动供需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生态均衡、内外均衡。

同时，目标治理体制使得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西方国家能够在企业层面实施目标管理，而中国却能够在整个国家层面实施目标治理，中国在对待国家目标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与许多西方国家承诺了无数的美好愿景却无法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需要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各部门、各领域综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从而形成一种强大合力，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推动国家发展每五年迈上一个大台阶，几十年积累下来整个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第四，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自由主义假设个体福祉完全取决于其在市场中的成功程度，然而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原子化的劳动者生存处境是异常脆弱的。福利国家为个体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国家保护，但是大部分所谓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并具有严格条件限制。要能够持续提供像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水平较高、普遍可及的福利，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较小的人口规模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三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陷入了财政不堪重负的“福利国家陷阱”。

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法团国家主义、社会风险保障、社会权利等基本理念，民生国家最根本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也即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大家庭。这就意味着个体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个体自身，也要靠集体、社会、国家来共同分担，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建设者。

对于弱势群体，福利国家通常花些钱把他们养起来，虽然不愁吃喝但是不会做出贡献，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民生国家所做的是扩大弱势群体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机会和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参与，能发展，能够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掉队，同时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进行兜底保障，从而使得民生政策能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发达国家中的流浪汉（图源：yqqlm）

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不能完全用市场的逻辑来解决，不能是有钱才能看病、才能养老、才能有房子住，而是要高度去商品化，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民生国家的筹资途径要远比福利国家主要依靠税收广泛得多，较大比重的公共资产、社会各方的协同助力都能为民生国家建设提供资源。

民生国家具有社会保护与经济效率促进的双重功能，能够实现有效率的公平，既保障了个体的民生福祉，也避免了陷入“福利国家陷阱”。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但仍然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地方政府是平台型政府，是做大蛋糕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生产活动的关键环节。政府虽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搭建平台，优化市场生态环境，赋能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推动了中国经济起飞。平台型地方政府正处于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但是传统的招商引资搞园区，而且通过创新孵化平台、产业基金、促进人才要素集聚等途径更加积极主动培育地方产业新优势。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机制。由于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潜在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经济国家到一定发展阶段，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即便是依靠创新创造的新需求空间，也会被新产能迅速填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产业转移、经济虚拟化等途径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诸多问题。

中国同样也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但是我们没有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进“新需求管理”。把需求的“三驾马车”，按照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扩展为“六驾马车”。在这个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下，恰恰能够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动公共投资、公共消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能够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