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动超级全球化的“三驾马车”

过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员的流动也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是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尔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第二驾马车”是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第三驾马车”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第一，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展开，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流动、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力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给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的改革，并要求各国压缩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来强化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它们松绑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架构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把更多的产品纳入免税或大幅度关税减让范围，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抱有乐观期待，这也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快速发展。

第二，超级全球化也得益于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了惊人的突破。货柜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与机动调整超远距离和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与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整合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同步进行天文级数规模的金融商品与合约交易，完成下单、撮合、对冲、交割、结算与保管登录。

第三，超级全球化也得利于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与能量。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到二十年）吸纳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新成员的先例。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也在最短时间内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建构了上下游供应链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抬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费市场。

所谓“超级全球化”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来理解；二是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来理解。哈佛大学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级全球化”界定为以追求货物、服务、资金以及金融活动穿越国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出现于过去三十年。我们也可以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高度整合之结果来理解超级全球化。无论是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新启动的全球化相比，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跨国供应链网络、贸易网络、运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将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空前的程度。

超级全球化带来三个结构性的改变：第一，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第一次出现，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在各种高附加价值制造业领域维持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过去三十年国际贸易中最终产品的增长比例要远远低于中间性产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长速度，就说明了跨国产业链的长足发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现爆炸性成长，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实体经济活动；第三，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之跨境流动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们用贸易依赖程度与金融国际化程度这两个最常用的指标来衡量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图5的浅色线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贸易依存度，根据右边纵坐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坐标度量的深色线，也就是金融国际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和欧洲的资本账户也是不开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更是统统都没有。

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深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4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岀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实则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生产外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更是大量移转到亚洲，而中国成为接收外移制造业的最大基地，因为中国的劳动者素质高、供给量特别大。如图6所示，在20、21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而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椭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如此规模的劳动群体快速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曾经的东亚“四小龙”更不用说。中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早已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中国让欧美企业最震惊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以很短的时间、在全世界产业分工中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与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国《金融时报》根据联合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制作了一幅图（见图7），清楚地显示在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类别中，中国的岀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在过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电池、有机化学、轨道运输设备、液晶显示器和发光二极管、柴油发动机、柴油大型锅炉、油轮等产品类别上，中国的份额在2017年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未来，中国制造业还将跨入半导体、高速电脑、核能发电、民航客机等更尖端的科技产品。

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数字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须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传统法令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主流、信息与通信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各国劳工已经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间上移动，也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国，这就是所谓的“电信移民”（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务业从中阶到高阶的受雇者，例如从事软件设计、网页设计、美术编排到财务分析的职业群体，都无法逃避全球劳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这个一体化趋势的确对西方国家白领劳工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美国某医院里负责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技术人员，他可能跟孟加拉国一个有同样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份工作，而另一头的竟争者只要1/20的工资就愿意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