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第二阶段：可燃垃圾焚烧处理，不可燃垃圾以填埋为主

1980年代东京垃圾革命的第二阶段，是从垃圾混合走向垃圾分类的起始年月。但是当时的分类非常简单，只分成可燃垃圾与不可燃垃圾两类。其中可燃垃圾是焚烧处理，不可燃垃圾以填埋为主。但在填埋量大幅降低，焚烧变成主导之时，填埋就从并联变成串联，成为了处理焚烧后飞灰的终端处置手段。1990年代正式焚烧是中间处理模式，填埋是终端处理模式。1980年代，东京都垃圾焚烧的比例增加，填埋的比例在1989年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减少。到2014年，填埋量只占3%，已经比高峰时期减少了85%。

199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分出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增加

第三阶段是1990年以后到2000年，这是东京都23区在垃圾革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当时，东京开始进一步区分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首先，将大件垃圾从原来的二分类中拿出来变成三分类。在1990年之后，进一步区分资源垃圾，回收利用和资源化逐渐增加。资源化的比重逐渐升高后，填埋的比重逐渐降低。

总体上看，东京垃圾革命的第一时期是通过填埋为主，到焚烧替代填埋成为主导，之后资源化增加并且对大件垃圾收费这样三个阶段发展过来的，这对于我们现在理解垃圾分类有很大帮助。现在，日本的生活垃圾是五分法，即除了有毒有害垃圾之外，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大件垃圾，这是三个发展阶段累积而来的结果。

东京都的第四阶段是2000年以来，提出了建设循环经济社会的概念，这是要从处理垃圾升华到减少垃圾与避免垃圾。

三、上海具有后发优势：借鉴东京经验综合变革、社会联动等

1990年代，东京都实现了垃圾革命第一战略的目标，即一方面垃圾排放量达到了峰值，另一方面焚烧替代了填埋成为主导，这也是上海现在开始的垃圾革命要实现的第一步目标。

如果上海行动计划达标，与东京差距可缩小到30-40年

2018年上海发布的“垃圾分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上海所有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90%以上的居住区分类效果要达标。假如到2020年，上海能够实现以焚烧为主，那么和1990年的东京都比，则是三十年的落差。如果到2030年，垃圾排放量能够达到峰值，与东京都就是四十年的落差。这样对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重要挑战，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巨大的压力，促使上海能够在垃圾革命上没有退路可走，不得不加快速度。

反过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从2018年开始启动垃圾分类，到2030年我们通过转化垃圾处理的结构，不仅垃圾排放量达到了峰值，而且人均排放量从一公斤以上减少到一公斤以下，那么就可以说上海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十几年的追赶，实现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

图片来源：演讲PPT

上海有三大后发优势，上下联动和生态之城目标非常关键

虽然上海现在的垃圾处理能力是落后的，但是可以看到在垃圾革命方面有三大后发优势。

首先，从对象上看具有“综合”的优势。东京的垃圾分类是分步走过来的，上海作为追赶者可以在起步的时候就综合集成。上海目前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四类就是这样的意义，一开始就把资源回收利用、堆肥、焚烧、填埋等处理方式集成起来，综合进行推进。虽然在推进中，主导部分会有先后之别，但总体上是综合地进行变革。这是上海垃圾四分类承载的后发优势。

第二，从过程上看具有“倒逼”的优势。原来处理垃圾的方式是前端不解决垃圾产生的问题，有多少产生量，末端就处理掉多少，就建多少处理设施，这种后端处理是被动的。而现在采取的战略是，假定人均一公斤垃圾是最高值，那么就要以此为界限，设定填埋、焚烧设施的最大容量，通过框定容量不扩张，倒逼前端的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在源头上减量和分类。上海三年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的干垃圾清运量要比2019低就是这样的意义。

第三，从主体上看是“治理”导向的后发优势。这是东京在垃圾革命中的非常重要的经验，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铁三角。上海1996年以来就试验垃圾分类，主导的方式是部门管理而不是社会治理。现在的垃圾治理是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在政府层面，是从原来环卫部门的部门主管变成各部门的联动；在社会层面，是市民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和草根创新；在企业层面，是垃圾革命中加强市场化的变革。这样的治理结构，将垃圾分类从部门的行动变成了全社会的大合唱，有助于加快垃圾革命的进程，缩短垃圾革命的时间。

图片来源：演讲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