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世界银行在其1993年发表的《东亚奇迹》这份报告里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体，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8个经济体(HPAES)通过良好的基础，实现了高速增长。”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东亚的经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由化的市场是组织经济的最佳方式。国家要保护产权，保障公共产品供给，但不能给予有方向性的推动力。更具体地说，国家应该创造并维持高效、免租的市场；一个高效、廉洁的公共部门，能够监督一系列狭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参与式民主的分权安排。这些条件越到位，发展和繁荣就会越多。

与此相对地，发展型国家理论则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将东亚地区的优越表现解释为一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促成的结果，这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既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许多其他最不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政府政策故意进行一些“错误”定价，改变了向分散的市场主体发出的信号，使它们做出了错误的回应，并利用非价格手段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由此产生的高水平投资，导致了设备的迅速更新换代，从而将新技术快速地转移到实际生产中去。

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区别，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大。最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平衡的分析。例如，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参与了许多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决策，他认为，尽管总体经济政策是积极的，但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经济政策能够放之亚洲地区而皆准。他发现，在一些经济体里行之有效的干预主义政策，在其他地方却失败了。

他在研究中采用了一种更加动态的方法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里国家角色的变化。在一个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政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里可能会失败。收入分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奉行平等主义的东亚社会，如今的分配结果却分道扬镳，日本维持着适度的贫富差距，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在全球化时代里见证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经济体之一。

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综合，来自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NSE)。凭借其在中国经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丰富经验，林毅夫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里，国家可以通过适应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kron)和库兹涅茨(Kuznets)建议国家应当积极干预，以创造有利于工业化的要素价格，而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持有这种主张，而是认为国家应将其作用局限于提供信息、培育新产业和鼓励外国投资，同时依靠市场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林毅夫的建议反映了中国改革时期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区域性经验，如浙江和广东的经验。虽然这一理论旨在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但它似乎只解释了中国多样化和复杂经历的一部分。

炫彩“小蛮腰”，图自新华网。

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各种将它们综合起来的理论，都试图解释中国。一方面，学者们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韦德和他的合著者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DS)和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SDS)的理念与经济体制非常不同，但它们有最大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成功的范例……由一个强大和普遍存在的国家倾举国之力进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主义学者来说，中国就像其台湾地区、韩国等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一直在按照英美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抛弃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的残余。

很明显，什么样的理论适合中国，取决于人们想要关注中国发展的哪个方面。如果把关注点放在基层私营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上，那么改革时期的中国就符合新古典主义理论。如果把关注点放在国家在私营部门和市场体制发展中的作用上，那么中国就符合发展型国家理论。

同样，人们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新古典主义理论或发展型国家理论，也并不困难。我们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争论哪种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情况，而是探索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独特模式。

我们之所以讨论学者们如何看待东亚经济，是为了支持我们的观点，即中国不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正如它不是西方市场体制的一部分或者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一样。这是鉴于以下两个简单的因素。

第一，在东亚模式中，尽管存在协同的产业政策和像经连会(Keiretsu)这样的机构间媒介，但国家与市场之间仍有一个界限。东亚模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国家或市场是否应该存在，而在于它们各自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相比之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国家对市场的主导。

第二，东亚模式的核心是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有一些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具备的结构性条件，例如，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央企)、地方企业家型发展型政府，以及仍然强大的国家级规划机构，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说明的，这一单一因素可以改变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