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新古典主义解释的不满，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学者，都试图对东亚奇迹做出其他解释：一些人强调儒家价值观和节俭的消费偏好，以及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另一些人则强调，西方对共产主义的防御，使得西方资本积累的节奏产生了外部需求；还有一些人则强调企业管理的技巧。

在所有这些非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中，最流行的非正统解释强调了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一类文献有各种各样的术语，例如，“发展型国家”“联盟资本主义”和“战略资本主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常常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

在这类文献中，大多数学者把国家的作用置于东亚奇迹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正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因素。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对这一解释做了简短的总结：

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是，要在一个政策体系和一个主要是私营市场的体系之间，进行协同的联系。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产出都会成为另一个体系的投入。政府以其对产业和贸易形象的恰当认知，给私营部门制定规则和有影响力的决策。

通过这一机制，市场的优势(分权化、竞争、多样性和多重实验)就能够与部分隔离生产者免受自由市场不稳定影响的优势相结合，也能够与某些行业的投资优势相结合，这种投资优势是政府受到刺激后所选定的，并且对经济的未来增长至关重要。这些结合改善了自由市场的结果。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是基于他对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案例研究而提出来的。约翰逊认为，东亚所有表现亮眼的经济体，其制度安排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１)国家行动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经济发展，其政策目的是增长、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不是福利。增长或竞争力目标的实质，来源于与外部参考经济体的比较，后者为国家管理者提供了模拟模型。

(２)国家保障私有财产和市场，并限制自身的干预，以符合这一承诺。

(３)国家通过工具来指导市场，这些工具由精英经济官僚制定，他们由“领航机构”或“经济总参谋”来领导。

(４)国家参与了许多与私营部门进行协商和协调的机构，这些协商过程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５)国家官僚进行“管理”，而政治家则进行“统治”。政治家的职能不是制定政策，而是为官僚机构创造机动的空间，同时也作为一个“安全阀”，迫使官僚机构响应群体的需要，因为体制稳定有赖于这些群体。这种职能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保持国家的相对自治。这种“管理”与“统治”的分离，伴随着“软威权主义”，即对一个政党或机构的政治权力的长期虚拟垄断。

在约翰逊之后，一些学者也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尤其是在“四小龙”的身上。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帕尔韦兹·哈桑(Parvez Hasan)将关注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根据他的观察：

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经济依赖于私营企业，它们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在韩国，政府的作用远比仅仅制定游戏规则和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常常在几乎所有的业务决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和他的合著者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开启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加速，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其主要引擎一直是私营企业。政府与高度活跃的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系列难以看透和描述的相互联系，政府致力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方向，私营部门面临着规划机制与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结构之间的对立。

如果将韩国的规划解释为不仅包括政策制定，而且还包括政策执行的技术，那么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指令性”。政府之手通过对激励和抑制的操控，深入单个公司的活动中。与此同时，这种情况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描述为指令经济。

三星集团，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罗伯特·韦德利用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证据，提出了他所谓的“管制市场理论”。他观察到，这三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其政府致力于增强国内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最终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共同点十分强烈，几乎是毫不含糊。这一承诺，促使三个政府为管理市场创设了相当类似的政策和组织。它们出色的经济成就，使人们合理地认为，它们创造了一种更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其他国家从中学习是明智的。

韦德认为，东亚经济表现出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列因素的综合作用：(１)生产性投资水平很高，使较新的技术能够迅速转入实际生产；(２)对某些关键产业的投资，比在政府干预缺位的情况下要多；(３)许多产业直面国际竞争，即便在国内市场不是如此，在国外市场也是如此。

不难看出，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对市场和国家角色的重视程度不同。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它将东亚地区的优越表现，解释为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来自更自由运作的市场，包括国内产品市场更紧密地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因此，这些国家表现出了“正确定价”的优点，“正确”意味着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