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北京对话特约专家赵华胜近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网撰文，深入分析俄美关系的潜在转向及其国际影响。

赵华胜指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俄美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其速度和力度超出预期，也打破了俄乌冲突以来的战略僵局。美国不再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开始主动向俄罗斯释放和解信号：俄罗斯最关切的安全问题被降级为“欧洲事务”，而“价值观外交”所施加的意识形态框架，也被特朗普的现实主义风格弱化。

与此同时，核军控谈判重启、欧洲驻军调整被提上议程，俄美关系从“准战争状态”逐步回归对话与合作。这一趋势不仅动摇了传统美欧联盟，也挑战了冷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逻辑。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试图“甩掉”俄乌冲突包袱的过程中，客观上为俄美关系缓和创造了空间。

然而，俄美“破冰”仍面临诸多挑战：乌欧强烈抵制，美国内部亲乌势力与共和党鹰派持续掣肘，特朗普外交风格多变等。三十年对抗的历史遗产仍在发挥作用：俄罗斯对美深层疑虑难以消除，美国的霸权思维与俄罗斯的“主权至上”理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尽管在能源、北极开发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仍需以结束“代理人战争”和解除制裁为前提。“联俄制华”设想缺乏现实土壤，中俄之间高度互信的战略协作难以动摇。

这场转折也暴露出西方内部的深刻裂痕：北约凝聚力减弱，美欧互信滑坡，欧洲或被迫进一步推进“战略自主”。国际格局悄然生变：如果俄美继续靠近，全球可能从“美欧对中俄”的对抗格局，演变为“美中对峙、俄欧博弈”的新动态。大国关系重组正加速推动多极化进程，但特朗普“交易式外交”背后的霸权本质，仍为全球局势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赵华胜指出，中国需警惕俄美互动对全球战略平衡的冲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为不确定时代中的国际秩序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赵华胜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表题为"The new 'Reset' of US-Russia Relations and Its Possible Prospects"的文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

【文/赵华胜】

尽管对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俄美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有普遍的预料，但转变之剧烈和迅速还是超出了所有的想象。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加深的危机通道中，这种状况被认为将保持长期“稳定”，甚至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也不会改变。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预热，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开始与俄罗斯对话，迅速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此同时，美欧关系破裂，乌克兰被美国事实上抛弃。在大国的历史上，在基本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颠覆性地突然改换国家外交轨道的事例极其罕见，虽非绝无仅有，它超越了国际政治的一般规律。美国政策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形势，也大幅度转变了俄美关系的走向。

俄美关系在过去30多年里曾有过多次起伏。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叶利钦和克林顿总统的热心推动下，俄美关系开始了“蜜月时期”，1993年两国宣布为战略伙伴，美俄关系达到高峰。但此后不久，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朗、伊拉克、军控、车臣等问题，美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别就任总统，两国对改善关系重燃希望。2001年“9.11事件”后，美俄关系迅速升温，达到了近乎于“同一战壕的战友”的水平。2002年5月，小布什访俄，两国宣布将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但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也不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再次转冷。

2001年6月16日，普京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市郊的布尔多城堡举行会晤

2008年美俄总统换届，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出任总统。美俄关系又出现乐观期望。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启”战略。美俄关系稍有起色，但动力不足，踟蹰徘徊，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即已难以为继，到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重启”彻底结束。随后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一系列冲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关系跌入低谷。

2017年被认为对俄抱有好感的特朗普成为美国新总统，舆论曾普遍预测他将会给美俄关系带来新局面。但与预测相反，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限制，美俄关系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愈加恶化。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2025年2月28日与泽林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争吵中，特朗普骄傲地宣称他的前任给乌克兰的是破布（sheets），而他给的是导弹。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

那么，这一次俄美关系改善会走多远？它将重复以往失败的宿命、还是会打破走不出去的历史怪圈？它将长久持续还是昙花一现？

与以往相比，这次俄美关系变化有着一系列重要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弱化了后冷战时期困扰着俄美关系的一些症结性矛盾。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北约东扩是俄美关系最大的问题。从冷战时期起，北约就是苏联的最大安全威胁和头号敌人。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上与西方和解，而国内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国家衰弱不堪，对西方已构不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不仅没有降低对俄罗斯的安全威慑，反而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利用俄罗斯无力阻拦的形势，开始向东不断扩大。俄罗斯也曾试图以加入北约的形式改变与北约的对立结构，事实上，苏联在1955年就提出过加入北约的提议，是由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苏美维也纳会议上提出的，在叶利钦和普京时期，俄罗斯也向北约表达过这一想法，不能排除其中有策略的成分，但北约也都没有做出回应。

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对西方深深的怨愤和不信任，不断刺激和激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成了阻碍俄美关系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是北约东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它表现得比欧洲还激进。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是小布什总统提出邀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只是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由此开始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

现在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排除了在可见将来接纳乌克兰的可能性，虽然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俄罗斯认为它还需要国际法层面的保证，需要写入到最终的和平条约中。2025年2月，北约在纪念成立75周年的华盛顿峰会上，已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过程不可逆转。在俄罗斯看来，对这些政治立场也需要有正式的纠正。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新政策大大缓和了俄美关系的紧张，使消除两国关系中的这个最大刺激因素出现了希望。未来如果乌克兰加入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其它形式的军事联盟，它引起的冲突将主要是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而不是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如果北约滑向内部破碎松散、甚至解体，则北约扩大问题在俄美关系的议程上将自然消失。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 金桥智库

安全问题始终是俄美关系中的焦点。美国把俄罗斯定位于安全威胁和对手，这一点被写入了美国的官方战略文件，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2018），也写在了拜登任职期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2021）和2022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

在重新执政后，特朗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对俄罗斯的担心明显降低，现在他认为俄罗斯主要是对欧洲的威胁，但不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而且，与美国的北约欧洲伙伴相反，他宣称北约没有遭受俄罗斯入侵的可能。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赛斯（Pete Hegseth）在2025年2月乌克兰国防联系小组会议上表示，美国对安全的注意力将从欧洲转向亚太，欧洲的安全将主要由欧洲负责。

这表明，虽然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就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威胁做出新的正式定义，但它的趋向已经很明显，就是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直接安全威胁降低，美国不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如果俄乌冲突和平协议能够达成，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想法将进一步发展，因为虽然中俄都是美国官方定义的安全威胁，但性质和特点有很大差异，中国被定义为全面持久的威胁，是世界上唯一能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乃至取而代之的国家，而俄罗斯只是一个紧迫的威胁（acute threat），它的国力太弱，完全没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实力，更不用说替代它。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强化了俄罗斯威胁的紧迫性，如果战争结束，它的尖锐性和迫切性会大大减轻，它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自然会随之降低。

特朗普抛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这是一种“离经叛道”，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中绝无仅有。价值观外交是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一个传统支柱，它也是后冷战时期俄美关系紧张和冲突的重要来源。从价值观外交出发，美国和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把国家分成所谓民主和极权两大阵营，把自己列入民主国家，自然带有了政治上正确和道义上高尚的性质；把对手定义为极权国家，被打上反民主和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烙印。俄罗斯自然在极权国家之列，甚至被称为是独裁政权。

价值观外交超越了传统的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法，它为干涉他国内政，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他国合法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价值观外交与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完全对立，而且俄罗斯自身也价值观外交的受害者。美国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周边推动“颜色革命”，支持俄罗斯的反对派和各周边国家的反俄力量，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威胁俄罗斯的政权安全。俄乌冲突的发生也与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2013年，乌克兰发生了“迈丹革命”（Maidan revolution），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亲西方政权上台。“迈丹革命”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推动，甚至有美国高官直接参与、现身于示威人群中。俄罗斯把“迈丹革命”称之为国家政变。以这一事件为拐点，形势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乌克兰完全倒向西方，确定了加入北约的国家战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断升温的火药桶，最终以俄乌军事冲突的形式激烈爆发，乌克兰成了牺牲品。应该看到，美国的价值观外交不是纯粹的，它也受地缘政治利益的指导，服务于地缘政治利益，“颜色革命”所推翻的往往都是西方不喜欢的政权，而美国支持上台的基本是亲西方的政权。

2015年8月，反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治的抗议中，一名斯沃博达党向警戒线内投掷手榴弹 法新社

特朗普的商人习性尽人所知，他看重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对意识形态不甚在意，或者说完全没有这种意识，自由民主等口号很少出现在他的词汇中。只要有实际利益可图，特朗普可以与任何国家发展关系，不管它属于什么阵营，同样，如果他觉得占了美国的“便宜”，或者说他想占别国的便宜，那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它是所谓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不管它是盟友还让敌人，它也都“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这一点在他对加拿大、墨西哥、丹麦、欧洲的态度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这不是通常理解的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它更多是出于一种极端和没有规则底线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而且是霸权的行为。这也不是新的孤立主义，它并不拒绝插手国际事务，以利益为导向的布局，既不是退回美国，也不是退回美洲。但无论如何，特朗普的这一做法至少降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俄美有了重启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可能。核军控是俄美安全关系的重要基石之一，START-3将与2026年2月到期，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美关于新条约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在条约到期后没有新条约接替，俄美的核武器发展将失去任何法律的限制，核竞争和核战争的风险都将上升。如果俄美能够恢复谈判，并进一步达成新条约，对于俄美关系的缓和也会有重要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