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明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和是否在改制中存在国有资本流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者是改制的具体操作规范问题，前者是改革的具体方向和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还有的担忧表现在认为国有资本不能控股，就会影响具体企业对象的“定性”，认为这样的企业就不属于公有制了。

实际上，忽略了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存在、国有资本对于具体企业对象的持股股权比例在经济运行的市场竞争中是一个根据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约束因素加以变动调整的对象。更何况选择一定的股权结构安排，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市场的杠杆力量，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与强调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意义相关，还有一个很具典型性说服力的案例。

对于华为这样的企业，如何论定它的所有制性质，我们理论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它归在“非公经济”行列，因为对于所有制规定性，我们的经济学辞典里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形式，前者表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用，后者在我们的表述上为了回避“私”的说法，变通性地叫做“民营经济”（本来“民营”是相对于“官营”而言，但在我们的经济理论话语中，是指“非公有”、实际上是“个人所有”或者“私有”）。

在我们的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论著中还是将华为归在“民营经济”的行列。然而，华为在通讯领域已经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中国企业代表，我们都以华为为傲。但是，我们又将它归在“民营经济”（非公经济行列），由此就有我们在通讯行业能够跟美国“叫板”的高科技不是国有企业，那我们的国有企业岂不是难以交代。

其实，华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活力和成长能力，恰恰是与它所采用的所有制组织形式有关，华为公司的所有制属性应该界定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合作所有制），它是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于目前使用着的“集体所有制”概念。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已经难以解释回答华为实践创新，需要有新的理论来加以概括界定其所有制属性。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需要打开创新的空间，才能更好地描述概括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新经济现象。

罗列以上几个政治经济学理论讨论中比较突出的话题，正是为了强调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彻底摆脱教条主义以“概念导向”的研究方式对理论创新实践的困扰。

比较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理论研究受不同的“元素”导向带来的研究成果的理论表达（理论表现）和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加深理解以“问题导向”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可能产生的直接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可以为理论创新工作“赋能”。由此，我就转到发言内容的第三部分，坚持“问题导向”学风，开拓理论新境界。

三、坚持“问题导向”学风，开拓理论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围绕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创新，对于坚持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工作作了十分深刻地阐述，总书记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重温总书记在这方面的阐述，坚持以问题导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践行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摆脱以概念导向的教条主义研究方式，要求我们深刻理解“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的精髓所在。

“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需要深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向实践学习，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世界、“读懂”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中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驱动下取得快速发展的“奇迹”，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是否存在“应接不暇”的态势，我觉得这样的态势是客观存在着的。

如此丰富的实践内容，尽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我觉得我们的总结不够，我们的深入不够，要真正“读懂”不仅需要对典型事实做深入解剖，更需要对与这种事实的变化过程相关的经济关系、处在这种变化关系中的“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以至于如何演化生成新的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则有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出有规律性的经济理论，生发出关于新经济现象的新概念（或者是关于既有概念的重新定义），累积建构新的经济理论。

不难理解，创新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作风，才能更好地滋润我们的学习精神，激发我们回应实践挑战的研究热情和思想创造的行动活力。基于对问题的研究，所作的理论研究工作才可能有实际内容、有现实的可对应性。

正是在深入生活中发现问题，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自然也能够滋润我们的学习进取精神，从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挖掘理论元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实，更好地汲取历史文化传统精华，更好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理论研究赋予“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和能力。

诚然，坚持“问题导向”考验我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坚持以“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有赖于拥有科学敏锐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准确把握可能隐含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真问题”、犀利明快地提出“问题”（设定研究命题）的能力。

我记得姚洋教授在论坛第一届会议的演讲中特别讨论了这个命题，他说中国学者要有自己能设定命题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总是在既有的问题和命题之中打转转，看上去很热闹，总是停留在似乎有新意的对表面现象的新描述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

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工作方式，自然会进一步提出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不断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对此的回应必然归结为是否掌握开展研究工作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吸收改造的基础上，摒弃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存在，提炼概括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一对基本矛盾范畴，作为研究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方法论，成为“解剖”人类社会存在的“钥匙”，马克思也将之比作是外科医生用的“手术刀”。

今天摆在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活用这一方法论，一方面需要对这一组基本范畴自身的内容和功能特点放在新技术革命、新生产要素组合、新分工范围和新生产组织形式环境下使这样的方法论解剖“工具”能力得以刷新，也就是方法论自身的创新问题。

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这里所要强调的观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需要方法论创新先行。

另一方面，我们日常在研究工作中经常会碰到的、对于方法论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具体应用上存在的“诉求指向”的差别和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这就是，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数学辅助理论分析进行“建模”（数理经济学），或者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经济理论分析加以实证分析验证（计量经济学）。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工具和数理分析工具两者不在同一个逻辑诉求层次上，前者是用于揭示经济社会演进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工具，后者则是基于经济社会现象客观上具有连续性特点，借助统计和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

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彼此互相对立或者互为偏废的存在。换句话说，基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问题本质的深刻理解，加上运用数理分析的缜密计算论证辅佐，这样的数理统计分析也是以事实存在的统计记录为基础的，两者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的“问题研究”做得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说服力。

特别是通过运用统计计量实证分析，有助于经济管理的调控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举措的“量化”设计能力，以更好地发挥经济理论分析对实际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回到我们所强调的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促进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上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弥补加强，以促进工具能力的提高。

对比检讨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追求采用数学统计分析工具，为了追求数理表达的“完美”，只能是选取经济关系中的显性的变量关系，把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加以抽象（或者说不得不引入苛刻的“条件假定”），从而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容易走向偏误和误导。

这也衬托出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工具手段的重要性意义所在，活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础性理论方法，有助于使我们增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研究能力，进而更好地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研究。

总结我发言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就是，以“问题导向”可以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践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研究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作风，摒弃教条主义的以概念导向的研究陋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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