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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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拉美来认识世界和自己，中国发现……
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一厢情愿地认同和寻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结构，并不会获得霸权力量的接纳；而如果寻求对霸权力量的简单替代，不仅会遭遇反击，更无法得到既有支配结构下被支配者的认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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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
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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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黄昏？
在欧盟未来的道路上，哈布斯堡帝国的影子，也许始终会与其相伴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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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太快，如何评论中国抗疫再次成为难题
BBC的“后退”——或者用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喜欢用的说法“转进”，只不过是近两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华疫情报道的无数次尴尬“转进”之一。但有句俗语说得好：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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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要帝国的一切好处，但不承担成本”
相比占领其他国家，美国长期以来遵循一种更“俭省”的帝国治理传统：形式上尊重其他国家主权，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资本和商品为前哨，借助美元霸权等工具，对其他国家进行低成本的控制。这样既可以不断从这些国家汲取利润，同时避免承担沉重的直接统治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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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讲清帝国主义如何洗白自己，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
我最近尤其关心一个问题：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国是怎么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统治发明各种理由，洗白自己的？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到19世纪，西方是有为奴隶制辩护的系统学问的。以美国为例，当时有一堆人论证，让黑人进行奴隶劳动，不仅对主人是好的，对奴隶也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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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下，欧盟也能变危为机？
长期以来，欧盟一面受困于“南北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一面受制于“东西裂痕”——不断东扩的欧盟无法实现政治一体化，反而被美国“掺沙子”。我们需要看到，欧盟领导层并没有美国特朗普政权的“霸权失落”心理负担，在对华交往方面总体上要理性得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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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为何让许多人既同情又厌恶？
“欧洲公法”时代的终结带来了波兰的复国，施米特将德国视为巴黎和会上的被压迫者，并以19世纪为参照，将战后的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紊乱和无效的体系，进而着手建构一个以“大空间”为基础的新国际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同样缺乏波兰的自主空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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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遇到门罗主义，中国就惨了
在1919年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政敌们恰恰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背离了门罗主义传统，有可能导致一个欧洲国家主导的国联干涉美国以及美洲事务，美国不仅可能无所得，甚至还可能有所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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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生，需要探索中国思想的可能性
海子把屈原的白鞋子留给了我们，我们要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海子探索了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今天，我们作为北大的研究生，需要探索的则是中国思想与中国学术的可能性；我们的贡献终将在“全世界的兄弟们”的见证下，被历史认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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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土耳其，自康有为那会儿就被凑在一起
在中国处于历史低谷的时候，康有为就撰写了《大同书》，想象了一个超越“万国竞争”的世界。在120年后，中国已经有了更强的物质力量的时候，我们更没有理由闲置自己的批判力与想象力，继续“尾随者”的心态与姿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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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美争议比作“英德之争”恰当吗？
英德冲突发生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近代西方列强的发展乃是以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依附地位为代价的，德国崛起并不改变这个基本游戏规则。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冲击了这个仍然充满剥削与压迫的国际秩序，因而也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阻挡，但这从本质上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德冲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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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华，并非“想象”出一个民族
《重塑中华》覆盖的时段截止于1949年，但其问题意识绝非仅限于近代。任何优秀的历史作品，都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而是用过去观照未来来，“通古今之变”。既然中华民族认同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与“多”之间的张力也将长期存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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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一个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个五百年
我们该如何理解国际秩序与国际法？了解近代以来的列强究竟是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帝国事业，以及他们所建立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可以使我们对于霸权秩序的批判更为准确和有力，同时对于国际秩序建构的原理，获得更为深切的理解。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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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到全球秩序：中国与“大国协调”
中国要推动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意味着接过美国已经无心推进的基于资本的“大国协调”方案，只不过将领导者换成了中国呢？中国期许的世界秩序，不是将一个原则强加给各国，与基于某个单一原则的“大国协调”，本质上并不相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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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病夫”的自救：康有为眼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康有为对土耳其1876年立宪的描写，很可能是以戊戌变法作为经验模型，而“贤相”阿士文的形象，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在书中写道中国与土耳其被西欧讥讽为东方两病夫，中国正在进行维新变法，产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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