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与俄国和奥地利交恶的奥斯曼帝国未被邀请参加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因而未能加入欧洲的“大国协调”，而其力量的不断衰退，又使得其成为欧洲大国觊觎的对象。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地中海-印度洋贸易路线要冲，控制土耳其，则意味着能在这条贸易线路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奥斯曼帝国在西亚与巴尔干半岛的存在，又为其他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可以在陆地上制衡俄国的力量。因此，当俄国攻击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欧洲列强往往会出手制衡俄国的力量。对它们来说，削弱、控制而非毁灭奥斯曼帝国，更有利于维也纳体系的内部平衡。

早在19世纪90年代，土耳其就成为康有为政论中经常出现的负面例子。本书第一章讨论过康有为在《我史》中即叙述过他1895年入京途中对甲午战争的评论：“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 ^[1] 康有为以1877-1878年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作为对比，以表明他面对时局亟变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冷静——当然，这很可能是他的自我粉饰。在1895-1900年期间，土耳其的例子在他的政论中反复出现，强调的重点不在土耳其内政，而在于其受列强宰割的命运，以及列强在土耳其事务上的均势与协调。

康有为在作于1899年的《我史》中对奥斯曼帝国的称呼是“土耳其”，同时期的作品也基本上使用“土耳其”一词。 但从大约1903年开始，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称呼悄然从“土耳其”转向“突厥”。康有为宣称其在1898年6月向光绪上《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将其收入《戊戌奏稿》。学界通说认为此文并不是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的作品，而是康有为流亡时期补作。^[2] 从“突厥”这一称呼也可推断，它不太可能是1898年的作品。这一称呼的转变并非无缘无故。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殷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3] 突厥出自匈奴，是殷人淳维之后，因此与中国人同种同类，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近代经历，与中国就有了非常深的关联。坚持“突厥”而非“土耳其”，所突出的正是人种上的亲缘关系。^[4]

土耳其人十五世纪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极盛时期，兵锋直指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三百年间，欧洲各国为抵抗奥斯曼帝国，疲于奔命。但这三百年也是欧洲科技进步的关键时间。土耳其人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大炮火药，传入欧洲，“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而在欧洲各国不断进步时，土耳其“恃其强大，酣睡于其比邻”，很快迎来欧洲列强的攻势。

列强先由“种争教争”，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煽动各种叛乱，于是埃及、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相继自立，俄国人也介入领土争夺，兵锋直指伊斯坦布尔。当时英国人出于“均势”诉求而介入，联合法、意、德、奥，逼迫俄国退兵。列强进而对土耳其领土进行了瓜分，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独立。自此，土耳其成为偏安之国。^[5]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指出，面临着危险的形势，土耳其进行了改革。阿士文成为宰相，立宪法，变新政，订外交，国家危而复安，国民悬而复解。这里说的是1876年土耳其的立宪。而所谓“阿士文”，即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Ahmed Midhat Pasha，1822—1884年）。康有为感叹，如果土耳其苏丹信任阿士文，土耳其坚持立宪二十年时间，也许就可以赶上法德奥意的水平。然而1877年初，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1842年—1918年）很快驱逐阿士文，废宪法，仍用旧法，其结果是土耳其至今仍处于黑暗之中，各方面事业之落后，都与中国相近：

其国地蕪茀，与我国同；道路污秽，与我国同；无自来水，无排泄，无电灯煤灯，无机器，与我国同；全国少铁路电线，交通不便，与我国同；人民愚昧笃旧，于读回教经典外，地球大势，惘无所知，其学校世界学，无各专业化光电重工程机器学，无商船驾驶学，与我国学子昧昧于八股试帖楷法同，人民无权，国无议院，县乡无议局选举，与我国同；其财政困乱，人民穷苦如牛马，与我国同；其讼武断，其狱黑苦，与我国同；其负外国债累数万万，与我国同；英俄德法意奥六国大使外揽其财，内干预其政，日迫压取其利权，国民愁怨咨嗟，与我国同；于是革命四伏，人人思易朝逐君矣。^[6]

Ahmed Midhat Pasha，1822—1884年

既然《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很可能是康有为流亡之后补写，康有为对1876年立宪的描写，很可能是以戊戌变法作为经验模型，而“贤相”阿士文的形象，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7] 他对土耳其立宪失败之后状态的描述，也反映出他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状态的判断。不过为了让补写更有“现场感”，《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的表面文字仍模拟了戊戌变法的情境，里面称，中国与土耳其被西欧讥讽为东方两病夫，中国正在进行维新变法，产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不过，这从根本上只是一种模拟而已。

康有为亲自前往土耳其考察，是在1908年，在游览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一系列奥斯曼帝国原本统治过的旧地之后，他从罗马尼亚坐船出发，渡过黑海，前往伊斯坦布尔。康有为停留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正赶上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变之后建立立宪君主制的盛况，尚在前往伊斯坦布尔途中，车船上的读报者就发出了欢呼，“至京则半月之旗蔽道，饮酒击鼓，联队歌舞，欢呼万岁者，旬日昼夜不绝，凡道路、公园、公馆、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谓极欢幸之至也。”^[8]

康有为回顾了19世纪土耳其宰相阿士文的立宪，惊叹于本次立宪成功之迅速，并记录了他所听到的立宪故事。小校呢诗宾联合三千士兵“登山而盟”，誓请立宪，苏丹派八千人前往围剿，没想到八千人倒戈，电奏立宪，开国会。苏丹调动二十万并征讨，却遭到类似的反应。在士兵的逼迫之下，苏丹最终同意立宪，开国会。而时年三十三岁的呢诗宾，也成为了国家的英雄。

康有为所说的“呢诗宾”，就是统一进步协会雷斯内组织的负责人尼亚齐贝伊（Ahmed Niyazi Bey）少校。但接待康有为的一位姓“三益”的贝伊^[9]，称立宪并非诗呢宾的功劳，而是少年党人的作为。所谓少年党，在今天的一般称呼是青年土耳其党人（Jöntürk），这位贵族指出，该党党人在阿士文罢相之后，流亡北欧多年，后逐渐在土耳其国内渗透，并以重金对军队、大臣和宫内嫔妃等进行动员，最终取得胜利，而呢诗宾只不过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角色而已。康有为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用金钱收买政治精英的强调，在此显得十分突兀。但我们也许可以回想起1899年他在流亡日本时曾经提出的以每年五百万金赎买慈禧太后权力的提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