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五族共和”话语，虽然并没有在五族之上设“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这一总称，但对于一个联合体的存在，并无分歧。“五族共和”作为官方标准话语，本身就会对单一性的中华民族论述构成一种抑制作用。然而，在1910年代末，出现了对于“五族共和”的强势质疑。《重塑中华》重点分析了孙中山的民族论述。孙中山在民初时曾经赞同“五族共和”，但到了1919年，孙中山就开始批判“五族共和”，加强对单一性的强调。在1924年《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国族说”，称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演讲中也提到了联合“宗族”加强国族认同的路径。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支持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却强调“民族平等”，乃至于承认“民族自决”，这就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形成了很大的张力。

作为具有清晰方法论自觉的史家，黄兴涛重视研究对象思想的内在差异与张力，避免强行替历史行动者自圆其说。《重塑中华》的后续论述，也向读者展示了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内部张力如何影响此后的历史论述。比如说，孙中山之子孙科继承了孙中山民族思想中的这一张力，一方面用单一性色彩很强的“国族”，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境内各族群平等的意识。但蒋介石主要吸收了孙中山对于单一性的强调，而且将“国族”论述与“宗族”论述结合起来，最终打造出一个极端强调单一性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而国内各族群，应当被称为“宗族”！

蒋介石倡导的“分枝宗族论”只是“一元多流论”中的一个代表。黄兴涛以语境化的方式，展开论述了“一元多流论”的谱系。强调中华民族单一性的声浪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抗战的背景之下，不少论者认为必须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的紧密团结，才能够激励民气。除蒋介石提出“分枝宗族论”之外，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汪少伦提出“支族论”，《我们的国族》称各民族为“部族”，熊十力强调中国各民族都源于远古“北京人”始祖，等等。但影响论者判断的国际因素又不仅仅是日本。

作者提到1938年9月至1939年初德国借口少数民族问题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并最终占领捷克全境，对于国内知识人与国民党人士，起到了直接的刺激作用；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度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倡导以地域来称呼边疆同胞。

与“一元多流论”相对的是“多元一体论”，代表者有20年代的梁启超，吴文藻与费孝通师徒，以及抗战爆发后的中共，等等。梁启超20年代致力于中华民族论述的完善，既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肯认其内部存在着多元性。共产党人早期受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影响，一开始就肯认中国境内民族的多样性，但抗战期间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多元一体”论述结构；吴文藻、费孝通长期在边疆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对于边疆族群的多元，有着非常深入的认识。但黄兴涛指出，“多元一体论”中也存在不同的未来指向，比如梁启超比较强调以主体民族为中心加强民族融合，而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则强调将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民族之间的差异。

《重塑中华》重构了两种路径之间的数次交锋，借助戏剧性的对抗，捕捉并呈现不同话语的内在特征。一是顾颉刚、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师徒之间的讨论。顾颉刚1939年2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费孝通、翦伯赞和苗民鲁格夫尔表示异议，而张维华、白寿彝、徐旭生、杨向奎、马毅等对顾颉刚表示支持。与顾颉刚思想接近的傅斯年试图从行政上干预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

黄兴涛指出，吴文藻于1939年发表的《论边疆教育》一文十分重要，明确提出“多元文化”与“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将苏俄的民族政策作为典范，主张政治经济事务上采中央集权主义，在教育文化上采地方分权主义，但又不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吴文藻同时主张结合各民族自身的需要，进行一定的“汉化教育”，以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在黄兴涛看来，这一主张比费孝通与顾颉刚讨论中表明的意见还要“稍微高明一些”。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来成为权威理论，其早年与顾颉刚的争论，因此也获得了较多的关注。

但黄兴涛指出，吴文藻在争论过程中对费孝通的指点，以及《论边疆教育》中提出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主张，对于费孝通思想的发展是有影响意义的。而忽略《论边疆教育》，仅以吴文藻1927年《民族与国家》和1942年《边政学发凡》为据来认识吴文藻的思想，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比如遗漏吴文藻对于汉文化在边疆的功能的认识。

《重塑中华》的论述举重若轻，对吴文藻的讨论，也隐含了对当下实践的回应。近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的教训是，如果只学习民族语言，而不掌握普通话，那么民族之间的交往就难以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更依赖于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民间交流，如果不掌握交流的中介，一些边疆地区就不容易做到脱贫致富。如果要深入探讨双语教育的理由，可以说吴文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先行者。《重塑中华》通过对这一史料的发掘，对中国民族学当下的一些重要理论讨论，做出了极有意义的回应。

第二是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所引发的辩论。黄兴涛强调蒋介石的理论与顾颉刚存在重要差异，以“宗族”而非“种族”来界定国族的分支。《重塑中华》对《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正反两方面意见都作了概括，避免了只陈述一方意见的传统论述弊病，同时也明确判断，蒋介石的“宗族论”不顾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舆论中的成说，欠缺明智与审慎，是一次基本失败的尝试。黄兴涛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宗族论”并非抗战时期国民党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全部，国民党内不少人并不认同蒋介石的理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曾经订正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具有歧视性的称谓。在这些细节上，处处可以看到黄兴涛追求平衡而全面的历史叙事的努力。

第三是从1936年“五五宪草”到46宪法，围绕着“中华国族”入宪展开的争论。孙科主持起草、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将“中华国族”写入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就出现了国族之下有多民族存在的观念。这体现了孙科的民族观，同时也体现了孙中山民族观对孙科的影响。而1940年国民参政会通过“期成宪草”之时，陶孟和与章士钊将“中华国族”改成了“中华民国”，体现出与孙科不同的政治取向。

蒋介石对孙科的立场也不满意，但其方向与陶孟和与章士钊不同，试图将其“宗族论”写入宪法，以凸显民族的单一性。然而1946年底的“制宪国大”讨论激烈，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宗族论”，接受国族之下存在各民族的事实，《中华民国宪法》第五条最终定为“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既没有“中华民族”，也没有“中华国族”。黄兴涛同时注意到1949年《共同纲领》中也没有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由此反映出“中华民族”这一总的民族共同体符号，虽然传播广泛，但仍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

1937年，国共两党代表共同祭祀黄帝

黄兴涛对“中华国族”入宪的讨论，对于中国宪法史是一个直接的贡献，能够而且应当激发新的讨论。1949年以来，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乃至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中国宪法文本中都没有出现“中华民族”四个字。这四个字直到2018年，才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宪法序言， 这不仅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自有成文宪法以来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四个字为何是在2018年，而非更早的时候进入中国宪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主题所限，本文将止步于提出这一问题，但可以预料，任何进一步的讨论，都有必要参考《重塑中华》的论述。

在单一性中华民族认同与多元性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奏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模糊地带。值得一提的是，《重塑中华》不仅善于做理论观念的辨析，也善于剖析感情性现象。作者在第四章中特别分析过抗战期间的黄帝祭祀。从理论上，黄帝祭祀假设中国人人为黄帝后裔，似乎指向某种单一民族论述，然而抗战期间许多“多元一体论”者都参与黄帝祭祀，对祭祀背后的理念不做深究。比如说，延安时期的中共是复合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力倡导者，但同时也认同“炎黄子孙”的论述，积极参加祭拜黄帝陵。黄兴涛评论说，这是在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的体现——光有政治认同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带着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20]。对情感与思想关系的这些思考，可以体现出黄兴涛对于“新文化史”研究进路的汲取和运用。

《重塑中华》对所有这些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展示，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流论述，究竟是经过何种锤炼才成为主流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多元一体”大框架之下仍然存在的不同取向。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指出的一样：“在当今中国，强化中华民族或中华国族的整体认同，无疑仍是时代的使命与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自觉而有效地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努力保持各民族的文化个性与多样化发展，也同样是迫切而持久的需求——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实在既需要国人平静的理性、深入的调研，又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智慧的创造。”[21]这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从“自觉”走向“更大的自觉”的呼吁。而《重塑中华》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为达到一种“更大的自觉”，提供了清晰而丰富的历史线索。

三 从“自在”到“自觉”：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

然而，一本四十多万字、跨度达数个世纪的著作，在无数的论述点之中，也必然会存在一些薄弱之处。就结构而言，读者可以感觉到本书对于抗战时期的论述极其丰满与立体，有学者与政治家的理论辩论，有国民政府的祭祀黄帝、界定“汉奸”与“民族英雄”的实践，也有教育层面的教科书编写与大众舆论层面的情感性表达。相比之下，对晚清时期的论述力度稍弱，尤其是，在对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析之中，论述上略有失衡。在黄兴涛的历史叙事中，立宪派的面目是中华民族一体性观念的积极生产者与传播者，而革命派总体而言是受影响者和接受者，不断从一个原有的偏狭立场上后退。在革命派中，黄兴涛最为重视黄兴、刘揆一等较早接受五族一体观念的人士，着重阐发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五族共和”的观念——这一史实发掘，是《重塑中华》的重要贡献之一，有助于解释辛亥革命之后革命阵营何以如此迅速地接受“五族共和”的观念。但《重塑中华》第一章对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着墨甚少，他们的历史面目，究竟只是被动后退，还是对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有另外一些值得重视的论述？

比如说，《重塑中华》在探讨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于杨度之回应时，认为章太炎虽然超越了民族复仇主义，但仍然强调“血统”，体现出某种思想的偏狭性（第70页），这在处理上可能略显仓促。章太炎的“血统”论述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章氏并非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特征，其重点恰恰落在历史记忆上，强调近世种族之辨重在“历史民族”而非“天然民族”。于是，历史记忆和历史记载是否确定，成为认定一个种族的前提条件，而经由历史所成之民族才具有政治民族的主体性。[22] 这种“历史民族”观念针对的是杨度的“文化民族”观念，试图破解其内嵌的源于今文经学与欧洲列强“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话语的文明等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