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塑中华》中，作者经常交错使用“‘中华民族’观念”与“‘中华民族’概念”两个词，这可能会让一些敏感的读者联想到史学领域中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进路之辨析。那么，作者怎么处理两个词汇之间的关系呢？

《重塑中华》绪论中首先界定了一种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其“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他们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强化去世，以及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与统一性，包括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对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作者进而将这一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所以称“观念”而非“概念”，是考虑到汉语中的“概念”一词内涵比较狭窄，可能无法充分涵括运用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达的理念、信念与命运感知等认同性观念的广阔内容（第1页）。因此，这是在中文语境中为符合普通读者阅读习惯而做出的界定，读者不必望文生义，看到“观念”就想到洛维乔伊（Lovejoy），看到“概念”就想到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或柯史莱克（Koselleck）。

而就《重塑中华》而言，作者借鉴概念史的进路，关注不同的历史主体在其话语实践对于话语符号的运用，但并不刻意强调差异和断裂，而是用很大篇幅来处理话语实践中所出现的意义重叠（overlapping），强调这种重叠之所以能够发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现象：特定的时代境遇使得不同的历史主体有意或无意地向相似的方向行进。这与柯史莱克在区分“语词”与“概念”之时强调“概念”的模糊性与歧义性的立场有一定区别。

事实上，早在2012年发表的《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黄兴涛就批评过柯史莱克对于“语词”与“概念”的区分过于简单化，尤其是对于“概念”的模糊性的强调过于绝对化。黄兴涛主张，某些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抽象概念中既有模糊含混的层面，但也存在确定的层面。[⑦] 《重塑中华》中对概念史方法的运用贯彻了这一主张，作者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分析，就区分出了意义模糊与流变的层面与相对确定的层面。而这与作者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取中道的学术进路选择，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一 从“自在”到“自觉”：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

黄兴涛研究工作的重要起点，是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论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之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者指出，费孝通先生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反思价值”[⑧]。《重塑中华》试图对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几千年”进行进一步的辨析，探讨“自在”的中华民族究竟是在哪个阶段最终形成，而作者认为能够获得最大学界共识的时段，是清朝的康乾时期[⑨]，这不仅是因为康乾时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内部民族构成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清王朝已经与若干欧洲列强发生重要的互动，乃至于与俄国通过平等条约确定两国数千里边界线。在这一语境下，作为整体认同对象的“中华”或“中国”概念“获得了带有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体符号性质的客观内涵”。[⑩]

在康乾时期成型的“自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接下来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清朝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进一步互动，西方“种族”、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新知识的传入，与传统民族意识之间发生互动，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

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自觉”也意味着一种“重塑”，一种“再造”。但这种“重塑”或“再造”并非能够随意为之，而是有着严格的历史条件限制。“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方式，为“自觉”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那种具有独特联系的、尚处于自在阶段或古代状态的族群共同体之存在及其向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与之相应的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11]

《重塑中华》的理论进路，其核心是对演化论和建构论的一种综合。在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演化论”经常会沦为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标签，宣称某一认同通过历史演化而来，往往是拒绝进一步分析的遁词。但《重塑中华》自觉地避免了这一倾向，将“演化论”的意识，落实到对选择行为及其历史条件的分析上。黄兴涛引用了哲学学者陈先达的两个金句来表明自己的分析进路：“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12]。

在黄兴涛看来，近代的民族“自觉”过程固然包含了话语的选择，但是，中华民族在“自在”阶段所形成的各民族之间实际融合关系的历史“联系性”和演进趋势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近代不同政治势力对于民族的认识出现过比较大的差异，但“各种对立的力量最后都不得不高举中华民族整体性旗帜，有其内在的道理”。正是以此为基础，黄兴涛批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3]，认为安德森对人的主观性强调过头。而他主张的综合演化论与建构论的进路，落实到操作层面，重点就在于呈现“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

承德“小布达拉宫”

从这一进路来看，“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极有可能扭曲中国历史的图景。从“满蒙学”到“新清史”，论者通常会着力强调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的“帝国性”。在“帝国”的观念背后，又是一种源于欧洲的“复合君主制”想象，仿佛清朝的皇帝如同一战前的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只是兼任了面向不同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但从来没有将这些不同的族群统合在一起；因此，当帝制倒台时，各族群就获得挣脱“民族大监狱”的权利。《重塑中华》对这一历史叙事提出了严肃而有力的批评。

黄兴涛指出，满人建立的清朝绝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满人族群主权”的王朝：清朝皇帝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到中原王朝的谱系之中，所确立的是一种面向各个族群的普遍皇权[14]，而非只是针对各个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比如满人族长，蒙古可汗，西藏文殊菩萨或转轮王）的简单加总；康熙、雍正、乾隆已经将他们所统治的庞大国土称为“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以及与朝鲜划界的时候，都以“中国”自居。晚清“预备立宪”时期，一些满人官员和留日旗人也力倡破除满汉畛域，倡导五族“大同”，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15]

在20世纪初，尽管“中华民族”这一符号尚未普及，但是中国已有的族群关系和政治结构，有利于并强调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性。基于这些历史条件，晚清虽然出现了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但并没有真正走向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道路。黄兴涛特别强调，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阵营内部就在修正自己的民族论述，尤其是黄兴、刘揆一等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这就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的全面转向提供了条件。这一论述破解了将革命派与汉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刻板印象，为理解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论述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解线索。

要评估黄兴涛教授这些论述的重要性，就有必要提及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前后的一场以重新认识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作为讨论的参与人之一，笔者的论述具有回应新清史论述的明确意图，强调《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华民族保持统一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引用了新清史学者对于清朝皇帝多重统治身份的论述[16]，以强调清朝内部整合的难度以及向共和转变可能带来的国际分裂危险。

但如果采用了这样一个历史起点来论述《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国统一的历史意义，就有可能过多地依赖于这一纸诏书对于“大清即中国”的证明，而对清廷在更早的时候推进中国认同建设的种种努力呈现不够。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讨论者的论述之中。不过，随着研究的推进，在2016年重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中，笔者已经作出论述上的调整，指出尽管清王朝对各地方与藩属的治理具有很强的“制度多元主义”色彩，但清朝君主作为皇帝的身份具有普遍性，其他身份是叠加在这个基础身份之上。治理体系的多元性，并不能取消皇帝身份在法理上的普遍性。[17]

皇太极雕像

不过，对这一论断最好的史料证据支持，无过于黄兴涛《重塑中华》第一章的讨论。黄兴涛指出，从皇太极登基开始，清王朝就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超越特殊族群的王朝。清朝皇帝并不仅仅是在汉人之前自称皇帝，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藏语中，清朝皇帝都有其作为中国君主的称呼，因此，清朝皇帝的中国君主身份是一个普遍的身份，而不仅仅是针对特定族群的身份。奥匈帝国式的复合君主制模型，并不适合用来描述清朝的皇权形态。同时，黄兴涛指出，早在18世纪早期，康熙就已经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勘定边界，同时也在中朝边境勘界，这些勘界实践，甚至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前面。“中国”认同，在此与一种比较清晰的领土边界意识关联在一起，而这绝不是强调边疆（frontier）而非边界（boundary）的传统“帝国”范式所能涵盖。

黄兴涛更是进一步强调，在19世纪清廷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之中，绝大多数条约都是“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混用。清朝君主对内拥有皇帝的普遍身份，对外又是列强广泛承认的中国的主权代表。这一强调，在笔者看来是非常恰当的。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在多数列强的认知当中，中国发生的变迁不过是政府的更迭，所发生的是一个“政府承认”的国际法问题，而非像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所带来的“国家承认”的问题。[18] 如此来看，《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坚持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的“大清即中国”的立场，没有为革命后的“政府继承”制造出额外的法律难题。

针对清史领域中对中国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怀疑，黄兴涛作出的回应相当有力，同时，这一回应也有助于防止“建构论”的滥用。民族主义研究界一般承认，历史上的王朝统治，往往对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有重要的意义，王朝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民族的空间边界，王朝的政治体系为政治-文化精英的跨地域流动提供了空间边界，从而打造出一种模糊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而这就有可能成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前身。如果清朝皇帝塑造统一认同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而不是在晚清时候“临时抱佛脚”，20世纪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也就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与此相比，欧洲各国王朝国家之下的民族意识塑造，为时其实也并不长远。

二 两种中华民族观的变奏

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对近代民族“自觉”的生长，形成了强有力的限制和塑造。在辛亥革命之后，建设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以维护中国的一体性，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主流共识，并在抗战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重塑中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抗战前后祭祀黄帝、界定“民族英雄”与“汉奸”等具有强烈情感性的实践，其对“民族英雄”与“汉奸”话语的研究尤具开创性。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分歧仍然长期存在。贯穿《重塑中华》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单一性中华民族认同与多元性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奏。作者将民国时期的这两种路径，分别称为“一元多流论”与“多元一体论”[19]，但各自内部又有不同子类型，二者之间也存在大片模糊地带。《重塑中华》从民国肇论述到民国的终结，呈现出不同类型话语之间丰富的互动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