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扩内需和稳消费关键靠什么？最近媒体上有各种讨论，有人提议发钱促消费，让老百姓买买买；也有人提议定点扶持消费力强的群体，比如发钱给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也有人说现在经济不好，老百姓一没钱消费，二不敢消费（事实上中国储蓄率在上升），还是要靠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要靠基础设施（有效的，非无效重复性投资）投资，这样可以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

作为短期稳消费的政策举措发消费券，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在中国，发消费券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促销费举措，直接发劵，直接消费，直接回笼，在疫情形成消费链中断的情况下，形成修复消费链的循环维护举措。尤其发钱给个人储蓄很少的群体，如大学生、农民工，是救急举措。

为拉动消费，各地方推出规模不小的消费券发放活动，图为南京市政府推出的旅游消费券样张。来源：新华网

另一个办法，是发行特种国债，扩内需稳投资，这种做法在1998至2002年最成功。当时8000亿特种国债带动3.2万亿投资项目，改善了中国城市市政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生态设施、粮库等长期欠账，为入世后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

现阶段，这些办法都是扩内需促销费可以采取的手段。从中长期看，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更是当务之急。

建立长效机制破解政策不合拍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会议还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句话如何理解？是否是对2020年以来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合拍的一个检讨，比如2020年以来，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宽松的，但是房地产融资、平台企业监管等在收紧，对经济信心造成一定的打击？

张燕生：过去三年确实在政策协调上出了问题。比如说，2022年夏天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多次强调“九不准”，以防止防疫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发改委也强调地方要严格落实“九不准”，振作工业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但是好像地方上并没有很好的执行。这说明，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防疫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存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唯上唯书不唯实，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本本出发，造成了一些工作失误；官僚主义就是不作为乱作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做调查研究，做出了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形式主义就是做表面文章，文书过来文书过去，实际躺平不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统筹”，即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很有针对性。

观察者网：具体到房地产融资的收紧呢？

张燕生：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了二十多年，已经到了该规范建立长效机制，统筹考虑当前与长远，发展与防风险的时候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占GDP比重为7%，加上建筑业则占14%；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综合财力接近一半，占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6成，是外溢性较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

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很大。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与安全的长效机制的建立，要从多个层面着手。发展层面，短期从预期和需求端，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消除那些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长期看，要鼓励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发展长租房市场；要结合落实生育政策和人才政策，解决好新老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等等。

风险防范层面，短期要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长远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摆脱多年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

观察者网：既然说房地产仍然是支柱行业，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我们也看到，房地产即是刺激消费着力点，又是风险防范要害点，政策体现了既要又要，如何平衡是个难点。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您认为新发展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张燕生：房地产问题背后是个央地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理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期要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改革完善房地产相关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多渠道增加市场化长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有序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新模式。

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房地产本身有它内生的规律。首先一线城市价格非常贵，普通人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年轻人更不要说。要坚持住房不炒，人们现在争论最大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税征不征，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征不征，这些都属于再分配手段的政策，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再比如住房保障问题，政府要在住房保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了很多年，但是落实得不好。这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深化。

要团结外企和我们一道建设中国

观察者网：这次中央经济会议谈到2023年五个主要任务，其中两条谈到非公经济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亮明对“两个不动摇”毫不含糊, 也强调要加大利用外资，落实好外企国民待遇问题。这两个领域过去一段时间社会讨论比较多，一就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严厉监管，私营企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二就是，疫情及企业成本上升导致一些跨国企业外迁的情况。对此次会议强调这两个方面，您如何看?

张燕生：我认为强调得好，原因非常简单，确确实实中国到了对民企、外企、国企和港澳台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的时候了。

国企是自己人，民企和外企也是自己人，外贸企业居民的概念是指，外企在中国经营一年以上的进出口统计按中国居民进行统计。很多外企伴随我们改革开放40年，它们的出口就是中国出口，GDP就是中国的GDP。

有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商会的年会，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老板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认为我们这家美国企业是中国企业，我回答说，等中国人有了足够的自信了。

当前，我们正面对一场国际拔河赛，一端是希望与中国脱钩的少数极端分子，另一端是希望合作的多数。极端分子千方百计推动来中国投资的外企回岸制造（美欧再工业化）、近岸制造（回到墨西哥、中东欧、印度越南等）、友岸制造（贸易政治化），与我们展开较量。一些国家试图瓦解中国供应链根基，来实现选择性脱钩。

这个情况下，怎么才能够团结合法经营的外企和我们一道建设中国，挂钩不脱钩，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明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6%

观察者网：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的设定也是大家关心的热点，综合今年的表现和疫情防控现状，您如何预测明年的走势?

张燕生：我认为，2022-2023两年加总平均应该能达5%的年增长率。

因为2022年的增长率比较低，可能要少于目标两个百分点，最终增长3.2%。由于2022年基数低，加上明年稳增长各种措施的实施，经济增长要更高一点，预计能达到甚至超过6%。

如果达不到6%，有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就是疫情防控拖拖拉拉，反反复复，影响了稳增长措施的实施。

现在新冠疫情蔓延得比较厉害的主要是北京、广东、重庆等城市，这些城市会较快地恢复经济。如果到明年二三月份，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没有达到与病毒长期共存，拖延下去又出现不断的新旧交替传染，就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制约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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