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0]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行渡过大渡河、占领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反映湘江战役的油画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长征对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泽东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2]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3]同年7月1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纪念党的生日集会时说：“中国革命21年来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14]1943年，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明白：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5]

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6]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