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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下)
最后更新: 2020-07-04 15:00:01“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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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周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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