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的演讲。说到拜登执政一周年，刚才张老师引用了美国一家新闻网站的观点，说他是“史诗级的惨败”，这个形容词在特朗普执政时代都没有被用过，为什么大家反而会把这个词用在了现在？

张维为：因为特朗普，当时很多人觉得他做得太烂了，所以随便换个谁，特别是像拜登这么一个在政界混了这么多年的资深政客，肯定应该过得去，期望比较高，期望高了之后，一旦破灭就更惨。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竞选的时候，问卡特一个问题，最后明显他的支持率上升了——他在电视辩论中对着观众说，你们的生活比四年前好了，还是比四年前差了？就这一句话。拜登就是这个原因，所有民调都证明，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比一年前更差了，所以这就是他今天的悲剧。

范勇鹏：其实你讲到“史诗级”这个词，多少还有一点浪漫色彩。为啥浪漫呢？说白了就是期望太高。其实不光是美国人，拜登上台的时候，全世界包括他的盟友，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人，对拜登怀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和现实的落差就带来了浪漫破灭之后的史诗感，这确实是一个“史诗级”的失败。

原因如果再补充一点，其实在张老师演讲里边提到一个关键词“分裂”。说白了，美国今天很多事情不顺利，就是因为太分裂了，分裂的根源在哪里？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这样一种社会性质，一定会走向这一步。美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崇尚自由，崇尚竞争，喜欢强者，喜欢富者，这种社会，特别鼓励自由竞争，强者涌现。它的好处是有利于强者的创造，有利于创新，鼓励大家竞争，但有个前提就是社会的公正程度要摆在那，你不能有严重的不公正，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分裂。

美国今天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内，社会公正几乎完全破产了。所以今天美国社会横向的、纵向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在发生对立，国家就陷入分裂状态。这个分裂就是拜登这一年“败走麦城”，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张维为：对，一个简单的制度原因，比方民主党推选候选人的机制中有一项叫“超级代表”，一票顶一万票，实际上是民主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的。这些人总是推选和既得利益绑在一起的人。

如果说有什么个人原因？现在看来，恐怕拜登他个性里边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去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早就做出这个决定了，但最后做的时候会如此之粗糙，如此之不合情理，预案什么都不妥当。这说明他恐怕就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就是不管了，我就这样了，可能有这种个性缺陷。

主持人：两位都说美国一个关健词是“分裂”，比如各种族群分裂，还有党派利益分裂，行政执行过程中，效率也非常低下，但可能拜登最让大家失望的就是他的执政没有办法来弥合这种分裂，反而是让这些问题暴露得更明显。

张维为：用中国人的标准就是没有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美国“弗洛伊德之死”引发骚乱 图自美联社

主持人：我前段时间看马凯硕先生写的《中美博弈和战略选择》，他有个观点“美国总是没有办法从那种非理性的状态当中抽身出来”。所以你去观察整个外交体系、美国智库，就会发现，他们干预很多议题，是因为有利益在。然后他说“美国人总是会把手指头放进马蜂窝，被蜇”。这种非理性状态，从拜登政府的决策出台或执行上，是不是也能看出影子？

张维为：美国这个体制导致领导人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和看问题。即使有智库能非常理性地指出问题所在，但由于资本力量太大，导致他没法按照理性的方法去做，因为它违背资本的利益。疫情防控就是最典型的，我就是要把资本利益、商业利益放在人的生命之上。这是美国制度最大的问题，在资本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资本力量独大。

主持人：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执政人物、执政团队的非理性，但其实真正要看到的是它整个制度深层次的决策非理性。

范勇鹏：你讲这个“非理性”，很多事情本身看起来是非理性，但把它分解成一块一块具体的利益集团，都有它的利益，都是理性的。

主持人：而且是某个利益集团的“理性”占了上风而已。

范勇鹏：所以这是美国的制度问题，它讲得很好听，说我能够让各种各样的利益在我的制度里边得到多元的反映，实际结果恰恰会导致组合起来一个非理性的结果。其实美国所有的政治精英都知道今天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分裂。拜登在就职演讲里边讲，红蓝之间、城乡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都要弥合这种分裂。那么弥合分裂，如果用一个理性的方式，应该是双方都要妥协，都要让步。但你看他虽然主观上很想，但上台之后做的事情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倾斜。

像种族问题，去年因为弗洛伊德事情发生骚乱，作为总统上来之后，你应该去抚平种族之间的裂痕，但是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总统，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去年5月接见弗洛伊德的家人，然后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察执法公正法案》，这马上引起老的白人群体和警察群体的反对，其实是在拱火，进一步导致矛盾激化。美国这种制度，就会导致换谁站在这个位置上都做不好。

张维为：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对美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阿富汗战争花了2.3万亿美元，结果养肥了军火集团。我们过去十年，消除最后将近1亿人的绝对贫困，用了2500亿美元，将近你的十分之一。他们这笔钱拿来可以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如果采用中国模式的话，可以消灭美国的极端贫困，可以让所有的美国大学生免费上大学，结果他就不愿意做，就是要打这个仗，极端不理性。

主持人：政治人物不仅没有办法能够弥合这种分裂，某种程度来说，因为有这样的党派制度存在，他本人就是这种分裂进一步加深的根源，换了谁来做总统，可能都是这样，他只要站在自己的党派利益出发，一定没有办法制定出对广大群众来说是真正助益的政策。

范勇鹏：说白了就是它没有一个代表国家、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个选区选举的时候，比如民主党在这个选区占优势了，那么你应该给少数派的选民也有表达的机会，但它采取的是赢家通吃的方式。最近有好多官司在最高法院打，都是什么官司呢？叫“Gerrymander”，“重划选区”。它一旦在一个选区得到优势之后，通过划那个弯弯曲曲的选区，让我的优势永远巩固下来。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方对你越来越恨，越来越对立。

这种东西最后要破局，要解决，只能有一个能够代表大家所有利益的公正的人站出来，但美国的政治里边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