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概念是中国学。国外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传统，一个叫Sinology（汉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古代哲学等的研究，从最早的利玛窦到后来的李约瑟、马悦然等等，都是这样。冷战开始后，美国开始了苏联研究，随后又有了中国研究，英文叫China Study or China Studies。但这些研究脱胎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色彩很重，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主导，对新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偏见，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我们应该把中国学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国内也产生了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和项目。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文或中文学位项目，总体学术水平不高，特点之一是刻意回避中国政治。另一类是对“海外中国学”进行二次研究的中国学，大多流于译介、传播和细节研究，缺乏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自信与能力。

中国学可以大致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一般指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China study 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相对于“汉学研究 Sinology”）；狭义上，它一般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视角出发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更直白地说，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确立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并逐步影响外部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国学的研究和突破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现在中央非常重视的项目。这也是我们中国研究院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时代定性为后西方时代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都想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和过去很不一样。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讲述中国故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人的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如同马丁·雅克先生刚刚讲的，官气太重，套话太多，与西方的普通公众脱节，这既有沟通上的问题，也有自信心不足，只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也有中国学素养不够的问题。

只有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真正搞清楚，只有让中国学真正崛起，我们才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国叙事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影响后西方时代。非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功好奇心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两眼放光，期待学到你的真经，因为这么多年他们走西方道路都没有成功。现在看到中国成功了，都想了解中国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中国学研究不够等原因，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还不是那么好。

12月2日，“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反过来，中国学强了，把中国模式说得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影响后西方世界。举个例子，12月2日，应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邀请，我参加了“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主办方对整体效果的呈现非常满意。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花费了2.3万亿美元，带来了无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以及无法计算的财产损失，今天的阿富汗比20年前还要穷。而中国自习总书记主政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扶贫投入加在一起，大约是近1.6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大约为250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花在阿富汗战争的1/10。

我当时问BBC、CNN这些外媒的记者：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来解决美国自己的贫困问题？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理论上，如果结合国情借鉴中国模式的话，2.3万亿美元大概可以使全世界脱贫，但美国却选择将这些钱花在阿富汗战争，花在杀戮、破坏、侵犯人权，这背后是美国民主制度早已被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绑架。21世纪的美国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怎能不一路走衰？怎么有资格来跟中国谈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换言之，中国学研究，也包括把中国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参照系来分析和研究外部世界，我们也一直在这样努力，希望我们这次的思想者论坛也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更多的探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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