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铺开，大量的地下遗址被发掘出来，急需专门人员去处理。1952年，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中就成立了考古专业，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

以后，国家各个省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先后建立起了考古专业，从而构建起了中国考古科研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有了专门的考古科研队伍、专门的考古机构，我国的考古事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进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这些“黄金时代”的体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例如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考古、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等，抢救了一批重要的古代文物，获取并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

其次，通过各个地区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以及国家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逐步完善了中国考古学、考古材料的年代框架，初步构建起了中国物质文化发展的谱系，为进一步探索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人们的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形态等历史问题夯实了基础。

第三，通过一系列重要考古科研课题的设立，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传布、中国农业及其相关文化要素的起源和扩散、考古材料所见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和国家的形成、中国统一帝国的产生及其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说到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我这里只列举世人都很关注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首先看中国现代人的起源问题。

人类从古猿分化出来大约是在距今600万年之前。从那以后，人类自身就一直在不断演化，经历了地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的不同发展阶段。

由于早期的人类化石都出在非洲，且非洲出土的这类化石的数量也最多，以后亚洲和欧洲才有直立人化石的分布，因而人类最早的祖先产生于非洲，然后从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自然就成为人类起源的一种推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现代人类，也就是晚期智人是“出自非洲说”，这种假说它的要点是这样，现代人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的物种，现代人大概在20万到10万年，起源于非洲，并在大约10万年前后开始向欧亚大陆扩散。

以后，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寒冷的最后冰期，以“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和“大荔人”为代表的早期智人都走向了灭绝，我们的现生人群的直接祖先是从非洲迁来的这种智人。

但随着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欧洲和中国的考古学家都提出并论证了，与现代人类出自非洲不同的说法。

我国的古人类学家吴兴智先生就通过对中国出土晚期智人化石的分析，发现中国古人类的化石具备了一些现代人的特征，提出中国古人类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这么一种假说。

这种假说得到了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支持，例如中国古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石制工具，它具有强烈的连续性，还有守旧性，没有出现中断和代替。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我们接着看农业起源的问题。

我们知道能够导致物质文化发生大变化的因素，是重大技术发明带来的产业革命。正是基于这些重大的发现，导致了古代社会的巨大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物质文化发展的多次转折。

在这些创造性的发明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谷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就是农业革命。

谷物中的粟黍，也就是小米等人工栽培作物，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就出现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以后向周边扩散，甚至远布到青藏高原之上，形成了范围广大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区。

而水稻等人工栽培作物，更远在10000年前后就出现在中国的南方，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左右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栽培谷物。

农业的发生和推广，使得人类的生活资源趋于稳定，从而脱离了栖居山洞和追猎迁徙的不稳定的生活，开始从山洞走向旷野，在平川形成了定居的聚落，产生或发展了钻孔、磨制、制陶等新工艺，促使社会逐渐复杂化和多样化，奠定了中国万年农业文明的基础。

最后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由于这不仅涉及到技术之类的经济基础，同时还事关国家形成和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研究起来是最为麻烦。文明常用的标准，如城市、青铜器、文字等，这是容易把握的物质现象，但这些现象出现的时间往往不同。

我国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城邑，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青铜器也至迟在龙山时代末期就开始行用，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到达高峰；但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材料是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距今不过3300年。

难道没有发现文字材料，但已有规模宏大的中心都城、规范的地方城邑、精美的青铜礼器的商代早期就不属于文明时代了吗？难道我们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匪夷所思的青铜器、却尚无文字信息产生的三星堆文化，就没有迈进文明的门槛吗？因而有学者更加看重“国家”这种文明的标志，但“国家”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涉及到非物质的层面，更难以把握，认识的分歧也就更大。

正由于文明起源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国家连续多年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或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作为国家重大项目，设立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早在新石器的繁荣时代，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在长江（流域），都出现了高度发展的古代文化，出现了区域广泛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超越技术层面的复杂思想观念和艺术创造，并且这种思想观念在相当范围内还形成了一致性。

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就是那个“太阳神鸟”，是以长江上游十二桥文化金沙村遗址出土的金饰件为基础设计的，这种太阳与鸟的结合可以追溯到早在距今8000到6000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

资料图

这些现象就说明，早在青铜器和文字产生以前，我国相当广阔的范围都出现了共同的宇宙观念、原始宗教和艺术形式，正是这些统一的思想奠定了我国多元一统的思想基础和文明根基。

主持人：总书记在去年（2020年）9月28号，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也谈到了考古工作，他特别讲，考古工作非常需要“探索未知”，同时也要去“溯源本质”，这两点为什么那么重要？

孙华：人是记忆的动物，我们一个家庭、家族要修族谱，保留我们的记忆，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得有地方史和国史。但是记忆会出错，文献可能会丢失，我们就靠地下发掘的物质材料、考古去探源。知道我们的历史，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在和将来。

张维为：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有很大差别，西方民族有很强的宗教情结，相信人之外的一个上帝在主导着人类社会，而中华民族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特别重视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怎么做的。

我们讲“多元一体”，比方说良渚文化的龙是一个主要的图案，三星堆里面龙也是一个主要的图案，这些东西在我们文化中间是有共性的。

三星堆、金沙139件文物赴杭州展览，直击开箱布展全过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主持人：三星堆最近又有一批新的发现，每当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民族了解的版图又补上了一块？

孙华：当然，我们中国的文献或者古史传说，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中原最多，其次就是巴蜀地区，还有上海所在的东南地区，就是吴越。

中华民族是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其它的流域，还包括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这么大范围的一个国家，我们古代的史书是以中原人的眼光来记录的，记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原地区外面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中华文明。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探源，不是只探黄河流域中国文化的主干，各个部分我们都要研究。

主持人：随着考古的发展，考古界可能不断地要用我们出土的文物来把中华文明的发展史阐述完整，那会不会随着新的一些文物探索的发现，一些阐述会不断地有微调？

孙华：肯定是这样，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带上了当时人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研究的认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这个说法不准确，历史会随着史料不断增多，而不断地得到修整、补充和强化。

正是由于历史是不可以验证的，它不是科学而是一种人文。这样才使得历史会有很多的谜。解决了一个，又冒出新的一个，才使历史学家，包括以后的人们对历史都有兴趣。  

主持人：有没有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哪一个考古发现让您突然把以前持有的观点改变了？

孙华：我以三星堆为例。三星堆一二号坑刚刚露出不久，就看见西面的大人头像，就是凸目尖耳的人像，当时我们脑袋里都有历史观，这个地方古代是古蜀国的地方，古蜀国历史上就有一个“大神”，叫燭龙，它是人首蛇身或者人首龙身，它的眼睛睁开天就亮，眼睛闭上天就黑。

燭龙出气就吹风，打喷嚏就打雷下雨。这是一个控制自然的“大神”，当时我们想会不会是燭龙住在这个地方。

后来三星堆这些文物修复以后，就发现里面有类证，这个“神”是人首鸟身，不是人首蛇身或者龙身，我们就要根据新的发现去纠正过去的认识。

主持人：非常鲜活的例子，很多人看了三星堆新出土的文物，会思考这是不是证明着一种文明，或者它可能是代表了哪种渊源？

孙华：三星堆文化过去不引人注目，之所以大家都关心它，是因为走出了考古学家的“象牙塔”，也就是这个发现具有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