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部分

提问1：

张老师，我是观察者网的副主编，我也是一名在上海每天在办公楼里“搬砖”的所谓的白领。这两年我关注到的，因为是新闻媒体就会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对于工作的一种担忧，尤其是工作压力的担忧越来越大。一开始说什么福报论，后来又说996甚至是007，大家一开始觉得可能是个玩笑，但是后来发现慢慢的觉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种变成玩笑的这样一种危险。

更切实的，比如像送外卖的员工，他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我们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外卖企业设定套路这个员工，甚至是对员工进行很多的不公正的待遇，包括我今天看到的，说有员工外送了1000多元的外卖，结果他只拿到5块钱的外送费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当然知道一方面企业要生存，国家要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压力又会越来越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是以工人运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个组织，如今又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您觉得党能在调节这一切上做些什么？而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

张维为：

这个问题挺好的，确实是如果现在你关心网络舆论的话，这个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自己这样看的，我们实际上是真的做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就是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探索很不容易的。

当初我非常荣幸，就是80年代中期给小平同志做过很多次翻译，他有个基本的观点就说是中国改革是前无古人的，要大胆的试验，不要很容易的惊慌失措，他反复强调有两个东西一定要抓在我们的手里，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他的公有制不光指国有企业，也包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对于土地这些战略物资的使用，我老讲人民币是最好的货币，背后是全中国的战略资产在支持人民币，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二就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管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上发现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那么固定资产主体就说是我政府手中有一些资源，这个资源是用来哪怕是采取第一步，你比方说我们……因为你讲的只是我们现在随着互联网经济产生的一个问题，你过去40年出现过很多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也是蛮尖锐的，就东西部的差距，东部发展起来，西部还很落后，然后是中央，这是党的作用，就是在宏观层面做个决定，我们要搞西部大开发，然后西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那么现在我想也是，在这个关口，就我们互联网产业发展，你注意到中央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想办法纠偏。

我自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三种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这三种力量要取得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平衡，这个制度就比较好。那么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制度从宏观来讲，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多数人是受益者，我们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的话，中国人的收入扣除物价是增长了27倍，美国多数人同样时间内实际收入扣除物价没有增长，所以这个是巨大的差别，就美国是明显资本力量太大太大太大，从疫情防控你也看得出来，我们是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美国是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后的资本量太大，还没有做好它要开始复工复产等等等等。

我老讲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代表多数人的整体利益来做决定的。即使出现问题它也可以纠正，没有制度不出问题，但出现以后能不能纠正，这是最关键的。

提问2：

张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山东理工大学的一名思政课老师，我姓岳，叫岳松。像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理想信念一些前瞻性的这种理念性的东西，我前段时间从网上看一些网友分享的自己的日常，一个网友就说他去坐地铁上班，结果过安检检测的时候机器总是报警，看了看自己身上也没什么东西，结果这个时候正在着急，回头看了看安检员，安检员对他说，机器检测出了你坚持上班钢铁般的意志。当然这个事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这是网友自己编的一个小段子。但是我也想借这个话题再次地请教一下张老师，就是早期我们的革命党人，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真的不开任何的玩笑，真的是有特别坚定的信仰，钢铁般的意志，无论是他在什么样的阶层，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党员身上也存在着理想信念的缺失，不这么坚定的一些情况。我也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对这种历史发展中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张维为：

实际上不只是一些党员，可能是相当一部分的党员和不少干部确实是理想信念是非常弱的。那么我自己倒是采取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讲总体上我们党员还是多数社会的先进分子，他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小九九，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出牺牲，这是一个考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关键的时候，包括许多党员干部还是能够挺身而出的。

你看最近的疫情防控就有个很经典的例子，真的，很多老百姓平时没有意识到党的作用，这次确实意识到了，因为他到每一个街区，每一个街道的，你比方以上海为例，它基层有居委会，有街道，还有物业管理，物业管理照理是商业单位是公司，它可以理论上不一定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它里边有党组织你也必须参与。所以这个一般国家做不到的。

另外你像这次扶贫工作，后来我再回头想，我想大概习主席他也是这个考虑，就通过扶贫把我们的基层党组织重新给加强起来。你现在可以看的，我大概粗略估计一下，我们这次扶贫大概有300多万干部直接到第一线扶贫的，这次疫情防控，我估计至少也是这个数目的干部，甚至更多直接参与的。

我就想到你看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相当比例都是知青的一代，就是当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习主席等等，那是1000多万人了，当中有一批人一定会脱颖而出的。我们的事业就毛主席当年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见过大风大浪，那么这次疫情防控，扶贫实际上是一种经风雨见世面，一种大风大浪，那么经过这样实际考验中间我相信会有一部分人哪怕是1/10甚至更小的比例真正出来，这国家就大有可为。

提问2复：

说革命年代有革命年代的试金石，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和平年代，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脱贫攻坚碰到的疫情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责任和任务，来把我们相关的信仰剥离出来，能够把它锤炼出来。好的，谢谢张老师。

提问3：

张老师您好，我叫刘轩睿，是一名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演员，我觉得今天来听您上课，我很受教育，我最近在我们单位排练了一部话剧叫做《浪潮》，它讲的就是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位革命烈士被迫害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么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他们是被叛徒出卖了，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然后被秘密杀害的。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如果要您来选择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至暗时刻的话，您会选择是哪一天呢？

张维为：

我想这个恐怕就是不同的研究党史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觉得恐怕是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恐怕是至暗时刻。但是也许有些人他比方研究长征，他可能会觉得湘江之战或者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往往你讲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比较难，要一件事情，但至少是最重要的、最危险的、最至暗的时刻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你看看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叫做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导致了对国民党丧失警惕，实际上背后是共产国际，就我前面演讲中我也说到的，都没有做好准备。后来我看共产国际当时布哈里他都说了，他说我们支持武装国民党，但是没有支持武装共产党，他们也觉得他们犯了错误。

“四一二”那一天以及后边接着好几天，大批的共产党成千上万被杀害，然后在广州、在武汉整个中国大革命进入低潮，然而这个时候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先后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然后秋收起义，一个接一个的，也就是说在至暗时刻，我们也汲取了深刻的教训。现在看来我们汲取的教训是非常对的。拿起革命的武装，不光是针对当时的国民党帝国主义，现在你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句话就是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你没有人民的军队怎么可能有中国的崛起，不可能的。

提问4：

张老师好，我是一位来自航空业的工程师，我曾经在乌克兰留过学，所以我特别认同张老师的那句话，一出国就爱国。我对东欧国家的这些历史也比较感兴趣，也有一些研究。我注意到东欧国家他们的共产党大多是在二战之后依靠苏联的支持上了台，所以他们后来多少都是受到苏联方面的控制。我就想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也是受到共产国际，其实实际上就是苏联的支持和指导，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能摆脱这样的控制呢？

张维为：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特别是你在东欧待过。那么你就知道你刚才讲东欧共产党很多都是苏联扶持起来的，扶持意味着它国内没有根基，东欧大概只有南斯拉夫铁托共产主义联盟，它是自己打仗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一样，它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进步力量，然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然后通过自己武装斗争20多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打出来的，英文叫indigenous，就是从自己本土产生的政党，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就是本土产生的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在，当然苏联是自己戈尔巴乔夫背叛共产主义之后产生这个问题，你包括像越南，像古巴它都本土产生的，那么本土产生就是意味着什么？它有群众的基础，这个非常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