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它不是一种主流民调，但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们一直说一件事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你怎么只通过其他专家的判断来判断我的生活好不好呢？

郑若麟：他们的民调都是资本出资进行调查，在选举中我们就非常清楚，谁出钱谁当选，谁出的钱越多，谁当选的机率越大，钱在这个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民调方面也一模一样。出钱多的，一定是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

张维为：实际上有几个比较靠谱的民调，我经常用，都是老外做的。一个是PEW，皮尤中心的，一个是Ipsos，关键在于他们是三年、五年、十年如一日，都问一个问题，比如你对自己国家走的道路是否满意，去年中国是91%，英国是21%，法国20%。我觉得有些西方做的民调，大家都比较公认，我们可以大胆使用，效果是可以的。

郑若麟：这也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由于失去了话语权，要把中国的真相传递给全世界确实非常困难、非常被动。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们说什么别人不相信，但我们不说呢，别人就用一些虚假调查硬套到中国头上，所以现在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我经常想我们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局面？

张维为：是的，这是中国的一个短板，同时也是一个机遇。我们现在有不少民调机构，但真正成为品牌的还不多，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机遇。美国老说，我们现在民调出来，70%的人觉得中国不好，实际上你在中国做民调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把它做出来，实事求是告诉世界，这样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否则它有它的民调，我们没有我们的民调，不对等。

郑若麟：张老师说得非常对，我们要有自信，“四个自信”不是白白提出来。我们现在很多做民调的或做其它调查的，都没有自信，总是以西方标准来衡量只不过公益，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民调，而且要相信我们的民调，树立我们的自信，这样才能日积月累把我们的民调可信度放到一定的高度上。

问答环节

Q1：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于津沇，来自天津农学院，是一位大一学生。刚刚老师在演讲中提到，西方的选举受媒体影响很大，某些利益团体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借助媒体，操作民调来引导民意，那么究竟是哪些团体在背后操控呢？有什么真实的案例吗？谢谢老师。

张维为：如果你现在看美国民调，比如右派的Fox News和自由主义的CNN，它们的民调结果也不一样，背后是不同的资本利益。CNN更多的是和金融资本、好莱坞资本联系多，Fox News是跟军工资本联系比较多，所以结果不一样，反映不同的态度。

郑若麟：过去西方的政体分为左翼、右翼，好像左翼代表劳动者力量，右翼代表资本力量，实际上今天之所以我们会对西方的社会认识越来越模糊，是因为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今天，西方真正的矛盾冲突对象已经产生了演变，我们能否认识这些演变，是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民调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也发生变化了，过去资本是统一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利益是一致的，今天资本内部也分裂了，而一部分产业资本的利益突然跟无产阶级趋于一致，在调查时，产业资本的票数会多起来。所以要认识西方，既要认识表面的民调、投票数字什么的，也要认识在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他们的力量分别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Q2：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蒋维薇，是一名医生。我想问的问题是，上一次美国大选，民调出现了较大偏差，在多个摇摆州，民调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差距，最终导致特朗普的当选，想请两位老师分析一下上次美国大选的民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这次大选中是否会出现类似情况，谢谢。

张维为：2016年是世界民调界最惨，特别是美国民调界最惨的。以美国的主要民调机构为例，它还是信奉精英主义、专业主义，精英主义就是主要采访城市中产阶级，主要是城里人，不是“红脖子”这样的。专业主义是要兼顾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党派比例、职业比例、财产比例等等，所以它不太相信网络民调，而是做问卷民调、电话民调，我之前看到一个研究很有意思，你打电话问这个人，他跟你交谈的时候，跟你网上民调问同一个人，他的意见有时候候是不一样的，差别30%多。为什么？因为他在跟你电话交谈时，更容易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匿名的话，他可以讲大量政治不正确的话。这就是对民调本身的考验。

所以如果你既是精英主义、又是专业主义，那么我觉得现在一定要加上“义乌指数”。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根据美国所有专业民调，特朗普赢不了，但是“义乌指数”认为特朗普会赢，我们到时候看哪个指数准确。但确实证明，要准确预测，民调不那么成熟。

郑若麟：我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特朗普是一个特殊现象，他代表的是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产业资本反对谁？反对的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在反对金融资本的力量时，明显得到了劳动阶级的支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当资本内部分裂以后，资本控制的媒体开始出现无所适从的现象，这些资本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后来发现反对特朗普的多。所以特朗普实际上不是利用媒体，相反他反对媒体，他用Twitter治国，用Twitter竞选。在上次大选中，他这个策略是成功的。为什么？很多美国选民、尤其是支持产业资本的无产阶级对资本控制的媒体非常反感，他们觉得这些金融资本操纵媒体来骗我们，我们要反对媒体，媒体支持的，我们偏偏要反对，这就产生了民意调查说特朗普不能当选，我偏偏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走。

今天的问题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特朗普四年执政也是一场失败，尤其在新冠疫情上，失败到如此程度，美国病死数已经十几万了，这种失败会对选举产生什么后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谁输谁赢，这是一个新的因素。

Q3：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吴子彦。我想请问两位老师，为什么当前在中国们没有一个看起来西方式的民调机构？其次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实现实质民主时是怎样把人民群众的想法、民意纳入考量，最后想请两位老师做一个预测，能否在中国产生一个本土的、有力量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民调机构。谢谢两位老师。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民调机构非常多，相对有点权威的，像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民情民调中心，《环球时报》也有民调中心，几乎所有大学只要有新闻学院、都有舆情调查中心。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很多民调都变成内部的，这点还不够自信，有些结果是非常好的，他都觉得没有明确指示就不能发表。

现在中国好在数据非常发达，实际上不一定通过专门民调机构，利用大数据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新的方向，但是总体上我们现在确实没有真正一流的、国内外普遍公认的的民调机构，这需要有一个形成过程。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年轻人，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这是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个事情，把事情做好，要做到世界一流，花五年十年，做成了。

郑若麟：应该承认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中国跟西方不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西方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怀有很深的偏见，所以你的民调机构调查出来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被操纵的。但是，今天我们也许有一个优势，就是在刚才张老师说的大数据，我们有一个计算方法走到了世界前列，也许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天能够说服他们。

张维为：至于政府做决策如何收集民意，渠道很多，网站、电话、程序方法、问卷等等都可以，做一定的分析就可以拿出结果。我曾经在这里介绍过，上海市一个领导曾经到我们研究院来调研时讲过，他过去在省里工作，专门找了一个社科研究机构，说我们每出台一项政策你就去做民调，而且要特别了解消极的负面的反应，这就是一种反馈。

实际上中国自己的很多做法都是非常好的，我记得中国领导人陈云，他老家是上海青浦练塘的，他说我每次到上海就去老家，就找小时候的乡亲们同学们开一个座谈会，为什么找他们？他们从来不会对我说谎，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一起玩，我可以听到真话。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利用一个月时间的乡间调查、开座谈会，得出的结论绝对不亚于任何民调。

真正了解民意，不光是西方发明的这种民调问卷，而是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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