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线思维出发，把很多问题想透了，我们就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挑战。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习主席反复说“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这就是底线思维。我们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都一直有底线思维，这是中国模的式一个主要特点和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挑战，在4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总书记就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做好较长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底线思维，此刻我们又将怎么来落实底线思维？

5月11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孟捷教授探讨中国的底线思维。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突如起来的疫情，看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和历史上的大疫情一样，它可能会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从现在的疫情防控情况来看，中国的抗疫模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率先走出了疫情，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要有底线思维，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这使我想起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为中共七大做结论报告的时候说，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更要有底线思维。然后，毛主席一口气列出了十七个可能遇到的困难，又列举了8项有利条件。这个谈话后来影响了整个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许多决策。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应对国内外局势也很有启发。

毛主席列出的十七条困难，后来很多都出现了：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主席说，现在英、美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儿。联想到今天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越强大，他们骂得越凶，但不用害怕。第二条，国内大骂。当时国民党控制着官方媒体，民间很多人士也极端反共恐美，他们也一直在骂。第三条，准备被敌人占去几大块根据地，毛主席是做了最坏打算的，正是因为有了底线思维，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主席果断决定放弃延安，并自信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第四条，准备被敌人消灭数万军队，当时的最坏准备是军队可能损失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这个情况后来大规模地出现，抗战胜利后，多数伪军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的旗帜。第六条，爆发内战，这很快变成一个事实了。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这也发生了，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枪炮，还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后来才有中共的“运输大队长”这个称号。第八条，外国不承认我们，这也发生了，整个西方世界很长时间内都不承认新中国，毛主席当时这样说的，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联想到今天中国抗疫的成果，比你好2倍、3倍、5倍，你不承认，比你好10倍、20倍，你还不承认？

第九条，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数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毛主席考虑得很仔细，日本会不会选择与美英等国单独妥协，然后集中兵力到华北来对付共产党。第十四条，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第十六条，国际上无产阶级力量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之后，毛泽东又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光明面”，每一点都充满了辩证法。这八点是：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也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毛主席又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里毛主席指的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的时候遭遇了蝗灾，当时没有杀虫药，邓小平等根据地领导人只能动员百姓，动用人民用土办法来对付，包括火攻，用声音驱赶等方法来灭灾；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当时毛主席专门提到，即便有国际援助，也可能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要学会自力更生。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目的是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对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启发。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线思维，后来的解放战争进行得比较顺利，毛主席原来设想打五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多就胜利了。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邓小平的底线思惟。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要收回香港，但当时香港是中国外汇来源的最大渠道，英国人趁机散布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收复香港，香港本土的资金、资本就会大量出走，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承受不了这种代价。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透彻的思考，也就是他的底线思维。他认为，如果中国把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能否实现寄托在香港是否繁荣这个前提上，那么整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资金外流，资本外逃，他的判断是，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甚至来得更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底线思惟，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时，几乎每句话都掷地有声。

撒切尔首相当时因为刚刚打赢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有点趾高气扬，甚至坚称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邓小平明确告诉她，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如果英国不愿意谈，中国将在不迟于两年的时间内，宣布自己收回香港的决策。撒切尔认为如果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说，那我们就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还说，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甚至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大概是撒切尔夫人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次会见。会见结束后，心事重重的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一时成为重大新闻。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前摔倒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问题进入了起草特区《基本法》的阶段。邓小平对《基本法》也有底线思维，他说：

“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白：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了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一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不是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

不久前的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发表了一个重要谈话，他指出：“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近23年里，国家安全始终是突出短板，这个短板在关键时刻会成为致命的隐患。近几年来，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深度干预，更凸显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相信所有爱国家、爱香港的朋友都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这番谈话掷地有声，延续了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讲得非常之好。底线思维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局面，然后看能不能应对，如果能够应对，就可以大胆出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