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两位教授的演讲，带我们重温了这样的一段艰苦卓绝的远征。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观众，他是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的总编室副主任袁维晖老师。1996年，上海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部著名的纪录片叫《长征——世纪丰碑》，袁维晖老师全程参与制作，在现场这么多人里头，您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走长征路的人，当时震撼您的细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二？

袁维晖：我很有幸为了纪念长征胜利，参加过两次纪录片拍摄，一次就是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就是1996年，我以摄影的身份参加了《长征——世纪丰碑》拍摄；还有一次是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我们做了一部《西征的红军》，主要讲西路军的故事。1996年，我们是拍了一、四、二方面军，内容全部涵盖的，这在当时是比较少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当时所有的拍摄都是实地拍摄，因为我们了解到长征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的，连照片都没有，所以当时就定了那么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拍摄都要带回到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把所有的人物、故事、事件都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面去讲述。而且1996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当时很多老同志、老红军都还健在，我们采访了萧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爱萍同志、伍修权同志我，现在来看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财富。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确实有很多震撼的地方，最起码和我过去所接受的信息或者我们从小接触的长征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影视作品，一说红军，大家脑海中可能就有一个影像出现，八角帽、红五星、灰色军装。我们当时去采访，问当地的老百姓，你们看到过红军，他们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一下。有一个老乡跟我们说，穿啥子的都有，像一堆叫花子。后来想想也对，当时后方作战，不可能有统一的军装，有什么穿什么，而且长征整个过程有两年，四季变换，衣服真的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穿皮袄的、棉袄的、单布的都混在一起。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吃，我们从小都听说红军长征吃皮带，我一直很好奇这皮带怎么吃，然后我们就去问了很多老红军，还真有吃过的。因为当时皮带都是牛皮，把皮带拿出来以后，水里面稍微洗一洗，然后就放在火上烤，水分蒸发以后，牛皮变成脆脆的，可以吃，他们说吃起来像饼干，味道挺好的；还有一种就是水煮，把皮带洗完了以后放锅里面煮，煮很长时间，让它煮透煮烂，软软的烂烂的，他们说口感也很好的，说起来好像很美味。其实是，因为实在太饿了，没东西吃，什么都是美味的。

张维为：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当时鼓舞过这么多人，但长征胜利之后他写下“万水千山只等闲”，当时那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苦，最后还是用革命浪漫主义来描述它。

金一南：我们经常讲精神是需要磨练的。一段铁如果没有反复捶打，就没有韧性。红军共产党这支队伍就是如此，被炉火烧得通红，反复捶打，最后百炼成钢，人的精神没有经过这样的熬炼，没有经过极度的绝望，没有经过这番锻炼，很难说这个人精神很有力量。后来毛泽东为什么就非常不同意所谓的“三门干部”，就是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当然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非常提倡干部在基层干过没有？有没有一线经历？吃过苦没有？

问答环节

QA：两位老师好，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说过左力，他是深圳的一位摄影家纪录片的导演，一个人走完了长征路，随后在全国巡回演讲，讲述他的感悟，对此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谢谢。

金一南：走长征路的人很多，我觉得这确实应该加以鼓励的。但是我觉得凡是走长征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不见得走完长征路，就真正能够领会长征精神。很多德国青年、丹麦青年说走完后说，长征没有两万五千里，顶多一万里，两万五千里是不是中国人吹出来的？我说，按照我们标的路线走了一遍，那就是长征路吗？长征不是一次漫步或旅游，它是打仗求生，不断来回、折回，走回头路，比如四渡赤水，来回穿插重复那段路，走了多少次？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这些路都没统计在内。所以我觉得走长征路，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走有所感受，另一方面还要接触大量资料，才能真正地领悟。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我就没重走过长征路，但我能充分体验他们当年那个困境和求生意志。

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但是有少部分人因相信而看见，他们内心相信一定胜利，虽然根本没有胜利条件，但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今天非常流行计算机推演，要是拿红军当年那点东西跟蒋介石来兵棋推演，永远失败，根本胜利不了，但最后却胜利了。这是计算机能够推演出来的吗？计算机永远衡量物质，但人也是精神产物。当年大家都怀疑红军到底打得了多久，毛泽东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重走长征路再现的什么呢？不仅是肉体的艰苦，更要领悟这种精神的卓越，因相信而看见了，来自于这种力量。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个事实，我前面讲到索尔兹伯里把它界定为人类的精神。当年，我陪李鹏副总理去美国访问，碰到里根时期最右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他说他也看了索尔兹伯里这本书，他说深深地佩服，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实际上温伯格甚至可以说是反共的，但是他也可以受到感染。还有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碰到铁托时期的国防部长，他说我们当时跟着铁托总统打游击，就还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鼓励我们。确实是人类的精神。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真的想成就一番事业，都可以从中受到激励，受到鼓舞。

袁维晖：我们当时录制《长征——世纪丰碑》有六集，其中有一集是专门讲的是叫“被淡忘的历史”，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叫何福祥，她其实是湖北红安县人，大概在18岁时，也就是1928年参加红军，后来跟着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的全部过程，包括三过草地、二翻雪山，会师以后就被编入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她担任营长。大家都知道西路军最后失败，他们后来被俘，受尽磨难。她自己逃出来四次，又被抓回去，什么原因？因为她有很浓重的湖北口音，那里的人一听就知道不是当地人，很容易被抓回去。她最后一次逃出来后，就装哑不说话，装了好几年哑巴，流落在祁连山附近，和组织失去联系，一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才和组织联系上。联系上组织以后，她一直有一个愿望，想重新入党，恢复党籍。但是因为历史比较久远，一下子又找不到能证明她这段历史的人，所以党籍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直到80年代初，在徐向前元帅和李先念同志他们的努力之下，1985年重新入党。

单位给她办了一个很简朴的入党仪式。她在入党仪式上，拿出400块钱交党费。400块钱现在来看也就4张100块对吧？但是她拿出一大包钢镚，她说是50年来第一次交党费，这个党费攒了50年，就是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一毛钱地攒。我们当时的编导黎瑞刚同志就问她，这么多年组织没有给你恢复关系，也没有人让你交党费，你是怎么想的？她说，“我总是感觉到我是个共产党员，三十年都等了，终有时候会给我解决。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等，我一点也不后悔。”她那句话很平实，但后面透露出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信念是支撑了她几十年走过的那个路。